南宋北伐蒙古：一次对的战略，一场错的执行。

南宋历史上，北伐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梦。这里说的，是宋理宗端平元年的那次北伐。史称端平入洛，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金亡后，宋理宗趁蒙古主力北撤、河南空虚，出兵收复开封、洛阳等故地的一次北伐。宋军一度进入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却因粮运不继、内部掣肘和蒙古骑兵反击，很快全线溃退，宋理宗随后下罪己诏。

一、金亡之后，为什么突然北伐？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南宋举国欢腾，认为靖康之耻终于洗雪。但金朝一亡，宋蒙之间便再无缓冲。蒙古大军北撤后，河南一带出现权力真空，开封、洛阳等故都近在眼前。

宋理宗

宋理宗亲政后正推行“端平更化”，他需要一件足以立威的大功。收复三京、光复祖宗陵寝，无疑是最有号召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朝中有人提出“据关守河”：趁蒙古主力北归，迅速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西据潼关，北守黄河，重建北方防线。金朝末年曾靠这一线抵挡蒙古多年，南宋若能在蒙古南下前抢占先机，未必没有机会。

但反对声也很强烈。乔行简说，内政未修，将无独当一面之才，兵多新降之卒，出兵千里，粮运难继。真德秀更直接：移江淮甲兵去守无用空城，运江淮金谷去治不耕废壤，富庶未见，根本先弊。宋理宗却已被“收复三京”的前景吸引，决意出兵。

二、收复开封、洛阳

端平元年六月，北伐启动。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先北上，赵葵率主力五万人随后。

进军之初颇为顺利。蒙古主力北撤，河南守备空虚，宋军沿途几乎未遇强抵抗。七月，全子才进入开封。这座北宋故都已残破不堪，城中只剩千余户人家。随后赵葵率五万主力抵达，宋军名义上收复了东京开封。

曾经繁华的开封

赵葵不满全子才止步开封，随即派兵西进洛阳。七月末，宋军攻入洛阳，收复西京。捷报传回临安，朝堂一度振奋。

但宋军很快发现，他们收复的几乎是一座座空城。洛阳城中无粮无民，无法就地补给；开封以南又是黄泛区，粮道被黄河决口后的泥泞水泽严重阻断。前往洛阳的部队只带五天粮食，为多撑两天，只能把五天粮当七天吃。前锋进洛阳第二天，粮袋就空了，士兵只能挖野菜充饥。

三、全线溃退

蒙古的反应比南宋预想得快得多。宋军刚入河南，蒙古驻河北、陕西的军队便已开始反击。

蒙古骑兵复原图

宋军第二梯队向洛阳增援，在龙门附近遭蒙古骑兵突袭，几乎全军覆没。洛阳城中的宋军断粮数日，饥饿无力再战，被迫突围南撤。一万三千人的部队，最后仅三百余人成功逃出。

开封方面，赵葵、全子才得知洛阳兵败，知道大势已去。即便手中仍有数万军队，宋军以步兵为主，在河南平原上根本无法与蒙古骑兵野战。赵葵决定放弃开封南撤，但撤退混乱，“师退无律”，辎重尽失，军队溃散。

不到两个月，宋军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开封、洛阳得而复失，收复三京的计划彻底破产。

四、宋理宗罪己诏

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以南宋“不守信义”为名，分道大举南侵。南宋在襄阳等地的防线接连崩溃，局势急转直下。面对危局，宋理宗颁布罪己诏。

诏书中，他承认自己决策失误：“朕以寡德，君于万邦……皆繇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戒。拊心若厉，欲悔何追。”

“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这八个字点中了要害。宋理宗想一举收复中原，却既没有看清敌我力量，也没有准备好粮草、指挥和内部协同。罪己诏不仅是一纸检讨，更标志着南宋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向：从积极进取，转为全面防守。

五、北伐到底是对还是错？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战略”和“执行”分开看。

从战略上说，北伐有合理性，甚至可以说必要。金亡之后，蒙古必然南侵。蒙古要求各族“投拜”，不降即战。南宋不北伐，战争也会来。趁河南空虚，前出抢占潼关—黄河防线，改善战略态势，并非全无道理。金朝曾靠“据关守河”抵挡蒙古多年，南宋若能认真经营，未必不能多撑局面。

但从执行上说，这次北伐几乎是注定失败的军事投机。第一，后勤不可行。河南残破，黄泛区阻隔，宋军无法就地补给，远程运粮又超出财政能力。第二，内部不统一。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提供粮饷，四川方面也不配合，前线大军缺粮挨饿，背后却无人全力支援。第三，军事能力不足。宋军以步兵为主，缺乏骑兵，在平原上面对蒙古骑兵处于绝对劣势。第四，宋理宗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蒙古。他被灭金的速胜冲昏头脑，把一次需要举国准备的大战略，打成了侥幸一击。

端平入洛进军线路

所以，南宋北伐是错还是对？答案取决于问法。若问“南宋该不该有收复中原之志”，它没有错。若问“宋理宗端平元年这样打对不对”，它错了。

错不在北伐二字，而在无北伐之实；错不在恢复故土的理想，而在把理想变成了一场没有粮草、没有统一指挥、没有胜算的政绩冒险。宋理宗罪己诏里认的，也正是这一点：不是不该想，而是不该这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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