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位天才，曾九次自杀，还亲手废掉下身。死后四百年，齐白石依然甘愿跪拜。

万历二十一年深秋，绍兴城南一处破旧小屋中，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躺在稻草之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身下无席，床边无人，唯有一条老狗蜷伏在侧。

这间小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副后来流传极广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写下这副对联的人，生前穷困潦倒到以变卖家藏为生，死后四百年，却被齐白石恨不能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

他叫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后世更习惯称他——徐文长。

一个死后被顶级大师匍匐膜拜的人，活着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这次死亡，本身并没有任何异常。

据《明史·文苑传》和相关史料记载，徐渭晚年穷困交加，藏书数千卷被变卖殆尽，最终在贫病中去世，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

他死前撰写了《畸谱》一卷，将自己的一生逐条编年，取《庄子·大宗师》“畸于人而侔于天”之意，自认是一个不合于世俗却合于天道的人。

但真正令人震撼的，不是他如何死去，而是他曾经如何反复地、决绝地、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去死。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初四，徐渭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大云坊的官僚世家。

父亲徐鏓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正妻童夫人生了长子徐淮和次子徐潞，童夫人去世后续娶苗夫人，苗夫人未生育，便将自己的一名侍女纳为徐鏓之妾，生下了徐渭。

徐渭百日之时，徐鏓便死于绍兴。

苗夫人将徐渭视如己出，抚养至十四岁，苗夫人亦病逝。

而在此之前，徐渭十岁时，苗夫人已经将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

《畸谱》中，徐渭晚年回忆此事，用了四个字——“夺我生母者”，语气之重，可见童年创伤之深。

换句话说，徐渭从十岁到十四岁之间，先后失去了生母、养母，父亲则从未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

十四岁以后，他跟着异母长兄徐淮生活，徐淮做生意欠下债务，家中奴仆被变卖，徐家迅速衰败。

但天赋这种东西，命运按不住。

徐渭六岁入私塾读书，据记载“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六岁能诵《大学》千余言。

九岁便能作文，十余岁时仿扬雄《解嘲》作《释毁》，在绍兴文人圈中引起轰动，当地士绅将他比作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

二十岁时，他考中秀才，提学副使薛应旂读到他的试卷大为惊异，将其置于第一。

看起来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命运为徐渭安排的，是一条长达二十余年的科举噩梦。

从二十岁考中秀才之后，徐渭开始参加乡试。

据史料记载，他前后共计参加了八次乡试，从青年考到中年，从山阴考到杭州，每一次都是初试复试皆不中，榜榜无名。

一个被比作杨修的天才，偏偏在八股文上屡战屡败。

这不是最糟的。

徐渭二十岁时入赘绍兴富户潘家，妻子潘氏贤淑温良。

然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五年，潘氏便因肺病去世，留下徐渭和一个不足两岁的儿子徐枚。

此后长兄徐淮误食丹药暴毙，次兄徐潞也在异乡病死。

徐家的顶梁柱尽数倒塌，当地豪绅趁机霸占了徐家祖屋和田产。

徐渭不得已来到太仓谋生，再次入赘，但第二段婚姻同样以失败告终。

二十六岁那年冬天，徐渭在山阴城东租房设馆，取名“一枝堂”，收几个学童教私塾糊口。

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混混无穷处，茫茫不可知。”

二十六岁，已经觉得茫茫人世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但命运给徐渭留下了一扇窗，那扇窗通向战场。

徐渭“知兵，好奇计”，这一点在同时代文献中多有记载。

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东南沿海，徐渭投身保卫绍兴的战斗，积极参加抗倭事务。

他的军事才能被浙闽总督胡宗宪看中，胡宗宪将他招入幕府，担任书记。

这是徐渭一生中最接近“建功立业”的时期。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徐渭正式入幕。

据史料记载，他在胡宗宪府上待了五个年头。

胡宗宪好名喜功，徐渭为他起草了献白鹿的表文。

这篇表文被送到朝中，明世宗读后“大悦”，对胡宗宪更加宠信。

胡宗宪因此也更加看重徐渭。

幕府中的徐渭是什么状态呢？

《明史》的记载是这样的：督府威势森严，将领和官吏们见了胡宗宪都不敢抬头直视，而徐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穿一身布衣，裹一块头巾，见到总督只是拱拱手就畅所欲言。

幕府中有急事找他，深夜敞开戟门等候，徐渭喝醉了不来，胡宗宪也只是一笑了之。

更要紧的是，徐渭参与了实际的军事谋划。

胡宗宪擒获海盗徐海、诱降王直，徐渭“皆预其谋”——每一次重大决策都有他的参与。

徐渭还曾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

一个屡试不第的落魄秀才，在幕府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胡宗宪作为严嵩的政治依附者被牵连逮捕。

总督府解散，徐渭失去了依靠。

他此时已经四十三岁，没有功名，没有产业，没有可以投奔的靠山。

关于胡宗宪被捕对徐渭的冲击，《明史·文苑传》的记载极为简洁：“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

发狂之后的徐渭，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举动——自杀。

据《明史·文苑传》记载，徐渭先后九次自杀。

这些自杀方式的惨烈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第一次，他拿起一把利斧，对准自己的头部猛击。

“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满面鲜血，头骨碎裂，但他没有死。

又一次，他似乎感到有鬼祟附体，便取来一根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将头撞向地面，把铁钉生生撞入耳内。

徐渭在《海上生华氏序》中自己记录了这段经历：“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

铁钉没入耳中，他竟然“丝毫不觉得痛苦”。

再后来，他用椎子击碎了自己的肾囊。

据《明史》记载，他以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

关于“椎碎肾囊”的具体后果，有记载明确指出他“睾丸破碎”，丧失了性能力。

徐渭的自杀，不是一时冲动的轻生，而是九次精心选择、反复尝试的自我毁灭。

他在诗中写道：“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

九次赴死，九次活下来，像一根丝线断了又断、续了又续。

他为什么一定要死？

胡宗宪被捕后，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被李春芳要挟入幕。

他不肯为李春芳撰写以邀宠为目的的“青词”，受到威胁和迫害。

在恐惧、绝望和精神失控的夹击下，他作出了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然而九次自杀未遂之后，等待他的是更深的深渊。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狂病再次发作。

他在精神恍惚中怀疑继妻张氏有外遇，在失控之中杀死了张氏。

这是徐渭一生中最难以解释、也最令人痛惜的悲剧。

关于杀妻的动机，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

陶望龄在《徐文长三集序》中说，徐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最终击杀后妇。

而徐渭自己在狱中写给友人的信中，则否认了“残忍”“多疑”的说法。

他在《畸谱》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此事：“病易，杀张下狱。”

“易”即“癔”，就是说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杀了人。

无论原因如何，杀妻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

徐渭被判死刑，投入狱中。

在狱中，他又多次企图自杀。

这座牢房他一住就是七年。

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加上同乡状元张元忭等人的多方营救，徐渭才获释出狱。

此时他已经五十二岁。

出狱后的徐渭，彻底放弃了官场。

他南游金陵，又北上宣府、辽东，纵览边塞关隘。

在辽东，经由戚继光推荐，他见到了名将李成梁，并成为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李如柏的老师。

徐渭将自己平生所学的儒学、心学和军事策略悉数教授给李如松，师生情谊维持了二十多年。

徐渭还将次子徐枳托付给李如松。

后来李如松成为一代名将，率军入朝鲜抗倭，徐渭对这位弟子的影响贯穿其一生。

但徐渭自己的晚年，却越走越孤寂。

他回到绍兴，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中，以卖字画度日。

他极其厌恶权贵，富贵之人的宴请一概不去。

据记载，有钱有势的人带着重金来求画，他闭门不见。

而左邻右舍的平头百姓，一把青菜、一条鱼、一杯酒，往往就能换到他挥毫泼墨。

他风趣地自嘲“数点梅花换米翁”。

然而恰恰是这段最穷困、最孤苦的岁月，成就了徐渭艺术上最辉煌的巅峰。

《墨葡萄图》，纸本，墨笔，纵165.4厘米，横64.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绘一架葡萄，叶片茂盛，藤蔓缠绕，果实累累。

画面左上角以行次敧斜的草书题诗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天池。”

据研究者考证，《墨葡萄图》的创作年代大约在1582年至1588年之间，也就是说，徐渭在六十岁到六十七岁之间完成了这幅划时代的作品。

画面用草书笔法入画，行笔豪迈而不放肆，叶与果用淡墨加胶矾挥洒，墨气淋漓酣畅。

不求形似，但求生韵。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不是一般的题画诗，这是徐渭用一生写下的注脚。

他笔下的葡萄，就是他自己的命运——才华如明珠，却被人间弃掷在荒野的藤蔓之中。

在中国绘画史上，徐渭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画风。

他继承梁楷、林良、沈周诸家写意花鸟画的风格，运笔放纵豪爽，施墨淋漓大胆，不拘泥于物象的细节，而是追求笔墨本身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

他将书法中的草书笔法引入绘画，笔锋过处，藤蔓如龙蛇腾跃，叶片似风雨骤至，把文人画的表现力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他不仅改变了画法，更改变了绘画的功能。

在徐渭之前，花鸟画多以工笔或小写意为主，讲究精细雅致。

而徐渭的大写意，让笔墨成为情感的载体——痛苦、愤怒、不屈、孤傲，都可以在墨色的浓淡干湿中宣泄而出。

徐渭自己也极为自信。

他曾说：“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他把书法排在自己所有成就的首位。

他的书法取苏轼、米芾笔意而自成一格，以行草为最佳，字体奔放，一如其人。

他甚至能以隶书笔法融入行书，笔墨淋漓，恣意纵横。

袁宏道称他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

然而徐渭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书画，在他生前几乎无人问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他生前最后几年，藏书数千卷被变卖殆尽，身边唯有一狗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明代“三才子”之一的称号、开创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历史地位，都与他生前的困顿形成刺目的反差。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死后二十年。

万历二十五年左右，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游历越中，在一家店铺中偶然读到了北杂剧《四声猿》。

他大为惊叹，拿给同乡陶望龄看。

陶望龄告诉他，这是同乡前辈徐天池先生所著，五六年前才去世。

袁宏道又“得渭残帙”，与陶望龄“相与激赏”，随即刻印其集行世。

一个死后被遗忘的穷老书生，因为他留下的文字，被重新发现了。

袁宏道为徐渭写下了著名的《徐文长传》，在传中他这样评价徐渭：“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一个“古今未有”的评价，道尽了徐渭一生的困苦。

但袁宏道同时写道：“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才华与命运之间巨大的裂口，在这句话中暴露无遗。

徐渭的影响，从袁宏道开始，持续了四百多年。

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板桥，对徐渭崇拜到令人瞠目的地步。

他刻了一方印章，上面刻着“青藤门下牛马走”。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了这个故事：“郑板桥爱徐青藤诗，尝刻一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后来有学者考证，这枚印章的印文实际是“青藤门下牛马走”，而非“走狗”。

但无论是“走狗”还是“牛马走”，郑板桥将自己的身份放得如此之低，用以表达对徐渭的崇敬，已是铁的事实。

据记载，郑板桥还曾以五百金换得徐渭画的石榴一枝。

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对徐渭的崇敬同样毫不掩饰。

他曾写诗道：“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在诗后小字中特别注明：“郑板桥有印文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

齐白石还在题记中写道：“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后世研究者在整理相关史料时也发现，齐白石曾宣称“愿早生几百年为他研墨、倒马桶”，可见其对徐渭的推崇已到了何等程度。

吴昌硕、潘天寿、石涛、八大山人、陈洪绶、任伯年等一代又一代画家，都深受徐渭影响。

潘天寿赞他是“三百年中第一人”。

而四百年前那个躺在稻草上的老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些。

他想象不到郑板桥会把自己的名字和“走狗”二字刻在一起，也想象不到齐白石会恨不能穿越三百年的时光为他研墨。

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畸人”，一个被八股文考试淘汰了八次的人，一个亲手杀死妻子的人，一个九次自杀未遂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深秋，绍兴的雨水落在城南小院的瓦檐上。

那条老狗趴在主人身旁，闻着越来越凉的气味。

门外那副对联在风中微微摆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