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老知青苦寻骨肉38年，2023年才发现，儿子竟然就在同一个小区

武汉老知青苦寻骨肉38年，2023年才发现，儿子竟然就在同一个小区

李建国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是在1985年冬天。

孩子裹在一件碎花棉袄里，脸冻得发紫。放在汉口火车站的长椅上。旁边压着一张纸条，用圆珠笔写着：1978年3月生。没有名字。没有别的字。

李建国那年三十一岁。刚从利川回城两年。在肉联厂上班。没结婚。那天他去火车站送人。看见了那个孩子。他站在长椅旁边，看了很久。候车室里人来人往。有几个人也看了，但都走了。

他把孩子抱起来了。

孩子很轻。轻得像一包棉花。他抱着孩子去了派出所。派出所说送福利院吧。他又抱着孩子去了福利院。福利院说手续得办，等通知。他抱着孩子坐在福利院门口的台阶上。孩子醒了。不哭。睁着眼睛看他。

他低头看着孩子。孩子的小手从棉袄里伸出来，攥住了他的手指头。

“算了。”他说。

他把孩子抱回了家。他母亲骂他：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小伙子，抱个孩子回来，以后怎么找对象？邻居议论。厂里领导找他谈话。他说：我捡的。没人信。但也没人管。

他给孩子起名叫李念。念念不忘的念。

李念三岁那年。一个女人找上门。说是孩子的妈。李建国问她：你当初为什么扔？女人说：养不起。李建国说：现在养得起了？女人说：我嫁人了。男人不知道有这个孩子。

“你走吧。”李建国说。

女人走了。李念在里屋睡觉。什么都不知道。

李建国一个人把李念拉扯大。没再找对象。有人介绍，他都说：我有儿子了。对方一听，多半就算了。偶尔有不介意的，处一阵子，也散了。李念上小学那年，李建国下岗了。在菜市场摆摊卖猪肉。凌晨三点去进货。早上六点出摊。下午收摊。回来给李念做饭。李念成绩一般。没考上高中。读了技校。出来在汽车修理厂上班。

李念二十六岁那年结了婚。媳妇叫刘敏。在超市做收银。两个人租房子住。后来李建国把老房子卖了，凑了首付，在光谷那边买了个两居室。李念两口子住。李建国在附近租了个单间。

“爸，你搬来一起住。”李念说。

“不了。我一个人自在。”

其实他是怕。怕刘敏嫌他。怕自己多余。

2023年春天。李建国六十九了。背驼了。耳朵有点背。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路过小区广场，看别人下棋。看一会儿，回家做饭。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

那天他在小区门口碰到一个人。四十来岁，瘦，穿一件蓝色的工装。蹲在花坛边上抽烟。旁边放着一个工具箱。上面写着“水电维修”。

李建国看了他一眼。没在意。

过了几天，又碰到了。还是那个位置。那个人在吃盒饭。李建国走过去，看了一眼他的盒饭。青椒炒肉。肉少青椒多。

“你是新来的？”李建国问。

“嗯。刚搬来。租的。六栋。”

“做水电？”

“嗯。以前在修理厂。厂子关了。出来单干。”

李建国点点头。走了。

后来每次碰到，都聊几句。那个人姓周。叫周勇。四十出头。李建国问他老家哪的。他说：利川。

李建国愣了一下。

“利川？”

“嗯。不过我是在武汉出生的。”

“那你爸妈——”

“我不知道。”周勇把烟掐了，“我是抱养的。我养父母说的。亲生父母是谁，不知道。”

李建国站在花坛旁边。太阳很大。他有点晕。他扶着花坛的边沿，慢慢蹲下来。

“你哪年生的？”

“78年。”

李建国看着周勇的脸。瘦。颧骨高。眼睛不大。鼻梁上有颗小痣。跟他年轻时候一模一样。他从来没跟李念说过那颗痣。李念鼻子上没有。他媳妇也没有。

“你养父母在哪？”

“都走了。前几年走的。”周勇把盒饭盒子收起来，“养父临走前跟我说，我是在汉口火车站捡的。让我别找了。说人家扔了我，就不会认。”

李建国蹲在那里。手抖。他摸口袋。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了几次没点着。周勇看了他一眼，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

“谢了。”

李建国抽了一口。呛。咳了半天。

“你结婚了吗？”

“结了。离了。”周勇说，“没孩子。媳妇嫌我穷。”

李建国又抽了一口。这次没呛。

“你住六栋几楼？”

“三楼。302。”

李建国住五栋。一楼。101。窗户对着六栋的侧墙。他每天早上在阳台上抽烟，都能看见六栋三楼的窗户。有时候开着。有时候关着。他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那天晚上李建国没睡。他坐在阳台上。看着六栋三楼的那扇窗户。灯亮着。窗帘没拉。能看见里面有人影走动。那个人影很瘦。走来走去。跟李念不一样。李念胖。随他妈。李念的妈，李建国没见过。那个女人的样子他早忘了。但周勇的样子，跟他年轻时候一模一样。他翻出一张老照片。1978年拍的。他穿着劳动布工装，站在利川的田埂上。他看了很久。照片上的人，下巴的弧度，眉骨的形状。跟周勇一模一样。

第二天他去了六栋。爬到三楼。站在302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敲了。

周勇开门。穿着背心。头发乱糟糟的。

“李叔？”

“我来看看水管。”

“水管怎么了？”

“你家水管。我怕有问题。”

周勇让他进来。李建国在厨房转了一圈。又去卫生间看了一圈。管道没问题。他只是想看看这个屋子。看看周勇的生活。桌子上的碗。没洗。床上的被子。没叠。窗台上放着一盆快死的绿萝。

“你一个人住？”

“嗯。”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周勇愣了一下。“还行。不好不坏。就是老吵架。”

“为什么吵？”

“穷。我爸爱喝酒。喝了就打我妈。也打我。”

李建国攥着扳手。指节发白。

“你小时候——”

“李叔，”周勇打断他，“你到底想说什么？”

李建国看着他。张了张嘴。

“没什么。水管没事。”他把扳手放下，“我走了。”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

“你那个绿萝，别天天浇水。干透了再浇。”

“哦。”

李建国下楼。走到二楼拐角。蹲下来。蹲了很久。他想起1985年那个冬天。他抱着那个孩子从火车站出来。孩子的小手攥着他的手指头。他想起李念三岁那年发高烧。他抱着跑了两条街去医院。他想起李念第一次叫他爸爸。口齿不清。奶声奶气。他想起李念结婚那天。他坐在台下。看着儿子穿西装打领带。他哭了。没让人看见。

他蹲在楼梯间里。手捂着脸。

过了几天。李建国去做了亲子鉴定。他拿了周勇抽过的一根烟头。又拿了自己的头发。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亲缘关系确认。

他拿着那张报告。在鉴定中心门口坐了一下午。

他没告诉李念。没告诉周勇。他把报告锁在抽屉里。然后每天晚上去六栋楼下坐一会儿。看着三楼的窗户。灯亮了。灯灭了。

有一天周勇下楼扔垃圾。看见他。

“李叔，你怎么老在这坐着？”

“乘凉。”

“都十一月了。乘什么凉。”

李建国笑了一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你吃饭了没？”

“没。”

“走。我请你。”

他们去了小区旁边的苍蝇馆子。李建国点了三个菜。红烧肉、清蒸鱼、排骨汤。周勇吃得很快。吃完了才想起来。

“李叔，你怎么不吃？”

“我看着你吃。”

周勇放下筷子。看着他。

“李叔。你是不是有事？”

李建国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茶叶沫子沾在嘴唇上。他抹了一把。

“没事。吃。”

周勇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拿起筷子。把剩下的红烧肉倒进自己碗里。拌着饭吃了。

李建国看着他。想起三十八年前那个冬天。他在火车站捡到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孩子养大了。取名李念。念念不忘。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地方是空的。空了很多年。现在那个地方，坐着一个吃红烧肉拌饭的人。鼻梁上有颗痣。跟他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李建国没哭。他笑了笑。端起茶杯。

“明天也来吃。”

周勇嘴里塞着饭。含糊地嗯了一声。

窗外武汉的夜亮着。光谷的霓虹灯闪来闪去。小馆子里的电视在放新闻。老板在厨房颠勺。油烟飘出来。混着辣椒和酱油的香。

李建国靠在椅背上。看着周勇扒饭。

他想，三十八年。他找了三十八年。其实那个孩子一直都在。就在同一个小区。每天擦肩而过。每天点头打招呼。每天说“李叔好”。

原来他早就不找了。因为他找到了。

李念打来电话。问他吃了没。

“吃了。”

“爸，你在哪？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回。”

挂了电话。周勇也吃完了。两个人在小馆子门口分开。李建国往五栋走。周勇往六栋走。走了几步，李建国回头。周勇也回头。

“李叔，明天见。”

“明天见。”

李建国看着周勇进了六栋。三楼的灯亮了。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回五栋。上了楼。打开门。坐在阳台上。

对面的灯还亮着。

他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这次没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