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丨红色警报：欧洲民粹左翼悄然崛起

欧洲 | 查理曼大帝

民粹主义并非右翼的专属。

共产主义作为一项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运动，其在欧洲的胜利进程异常缓慢。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资产阶级末日将近，至今已近两个世纪。然而，资本家们不仅设法继续掌控经济命脉，甚至在中欧部分曾受苏联统治的地区重新夺回了控制权。这种革命势头的匮乏，并非源于民粹左翼信徒缺乏热情。欧洲各地有二十多个政党信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他们一直忙于设置路障、号召罢工，并组织研讨会，揭露殖民父权制的本质。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仍遥遥无期。如果说如今欧洲真有幽灵徘徊，那它来自政治光谱的另一端——那些非自由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在颠覆现有秩序方面似乎取得了更切实的进展。

然而，尽管弱势群体除了偶尔在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外，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左翼中的左翼政治派别正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9月20日，欧洲各地的同志们欢呼雀跃，因为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埃利夫·埃拉尔普在柏林州选举中拔得头筹。诚然，埃拉尔普女士的父母是土耳其移民，她提出的仅仅是打击私人地主，将柏林打造成一座“团结之城”，而非夺取生产资料，但这仍然意义非凡。在瑞典，左翼党（曾被称为“共产主义党”，于1990年放弃了这一称谓）在本月的全国大选中表现出色，足以让中左翼政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在欧盟会议上，这些政党的未来部长们可能会遇到来自西班牙的同路人，西班牙的民粹左翼也已执政。虽然情况可能不像2010年代末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那样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但在许多地方，红色阵营的表现还算不错。

民粹右翼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足以让中间派感到担忧，他们不禁思考，如果更多民粹右翼势力掌权，将会发生什么。相比之下，他们的左翼对手在选举中往往几乎毫无威胁，就像学生会墙上撕下来的革命海报一样。欧洲议会左翼党团是衡量欧盟影响力的一个粗略指标，在720个席位中仅有46名成员，落后于三个中间派系、生态主义者和民粹右翼。然而，该运动在选举中取得的微弱成功掩盖了其影响力。除了可能成为潜在的联盟盟友外，它还可以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例如，在法国，脾气暴躁的“不屈法国”党领袖让-吕克·梅朗雄已是第四次竞选总统，他几乎没有机会赢得四月份的选举。但民调显示，他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位列第二。这样的结果对于民调遥遥领先的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她与任何中间派候选人的决选都将十分胶着，但她击败梅朗雄先生应该不成问题。梅朗雄先生确实有可能改变法国——通过让民粹右翼掌权。

尽管大多数选民仍然倾向于支持亲资本主义政党，但民粹左翼政党却感觉自己乘着革命之风扬帆起航。在许多国家，他们利用了民众对加沙的愤怒情绪。如今，极左翼人士的集会上，巴勒斯坦国旗比镰刀锤子旗还要多（随之而来的对以色列的抨击有时带有反犹主义的色彩）。正是这种政治分裂，既成就了像勒庞这样的人，也正中左翼的下怀：过去那种能够将广大选民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的“大帐篷”政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粹右翼的崛起——或者如其左翼对手所称的“纳粹主义继承人”（而左翼对手本身往往也是斯大林主义的继承人）——为欧洲的“坦克党”提供了新的攻击目标。生活成本问题是欧洲人最为关注的，那些提议实行租金管制、大幅削减预算以及在言辞上“斩首”亿万富翁的政党，引起了那些感受到经济压力的选民的共鸣。至于真正的“斩首”，可以稍后再说。

可惜的是，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尽管民粹左翼各党派都怀有国际主义抱负，但它们很难真正融合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为政。部分原因是历史因素：在外人看来，这些政党似乎都是共产主义的铁板一块，但实际上它们内部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竞争网络，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与毛主义者、托派与后共产主义者之间争斗不休。（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就出现了四个这样的派系。）冷战时期，许多共产党只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莫斯科的指令，这使得他们的信条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而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爱丁堡大学的卢克·马奇指出，欧洲各地的民粹左翼政党“拥有某些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但他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解读却各不相同”。一些政党仍然对俄罗斯赞不绝口——旧习难改——而另一些政党则已经转变了立场。欧盟究竟是压迫工人的新自由主义俱乐部，还是流氓无产阶级摆脱对帝国主义美国依赖的唯一途径？问两个左派人士，你会得到三个不同的答案。

然而，幽灵难以消散。真正令富人忧心忡忡的，或许是时间站在民粹左翼一边的观念。民粹左翼在德国和法国的年轻人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柏林，埃拉尔普女士赢得了约45%的35岁以下选民支持，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得票率的三倍多。在法国，民粹左翼的领先优势更大，在24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接近50%。民粹右翼在农村地区表现出色，而他们的左翼对手似乎已经赢得了城市选民的支持。对于许多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精英——来说，不屈不挠的法国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年轻人会逐渐转变为中间派——开始纳税会产生这种影响。如果他们没有转变，马克思或许最终会笑到最后，即便不是最终的赢家，至少也会暗自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