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张跌打秘方，曾靠它赚了不少钱，也因此惹上了麻烦

我小时候在广西玉林一个财主家长大，喜欢拳脚，也吃得了练武的苦。后来在乡间救过一位叫赖公的老人，他为了谢我，把一张治跌打扭伤的秘方传到我手里。

那方子没有多少玄理，起初只是几味药的炮制。我用它替人正骨、敷药，确实能消肿止痛，也从那些反复上门的伤者眼里，头一回尝到被人央求的滋味。

后来我又考入广东万堂中医学校，才把脉理、经络和药性学得系统些。从那时起，我手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学校给的底子，一样是赖公给的秘方。

我给人看病很快出了名，尤其给一位军官治好腿伤以后，上门的人更多。那时我把诊疗分成两等：带足礼金红包的，我肯尽心；空手来的，我也看，但不肯多花力气。

有人背地里说我只认钱，我听见了也不争辩。各方势力来讨秘方，我一概拒绝。不是不知道这会招祸，而是我始终觉得，方子一旦交出去，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后来我自己开薄骨厂，借着秘方制药，财路更宽。厂里的药材多，阿成是我雇的长工，跟着我在药房打下手，慢慢学会辨认药材，也帮着炒、浸、磨，做一些炮制的活。他学得不慢，可我从没打算把完整方子教给他。

阿成偷药那回，后来说是家里人急用，不敢开口，就从药房私取。我查出来后，没有报官，也没有要赔，而是命人打断他一条腿。当时我告诉自己这是立规矩。

直到那一下之后，药房安静了，我才在夜里明白，那不是规矩，是立威。我怕别人以为我的东西可以随便拿，更怕身边的人起了同样的心。

阿成瘸着离开时没有叫喊，也没有当着我的面哭。他只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看得我背后发冷。我和他之间从那时起，就不只是东家与长工的关系，是一笔实打实的债。

薄骨厂后来被当地官员找借口查封，我再怎么周旋也无济于事。从前那些求方子的人，到那时一个也不肯替我说话。乱世里，我辗转进山，跟着当地遗留的民间武装队伍讨生活，做过不少错事。

解放后被抓，从前行医时的势利、对阿成下手的事，和后来的过错一起被翻出来，摆到审判桌上。我坐在地上听他们一条条念，才知道自己这些年用秘方养出的，不止是名声，还有仇。到了那一步，我已经不是能决定谁有资格看病的陈尚文，只是等判的人。

审我的时候，堂上声音很杂。有人主张按旧恶和过往劣迹判死刑，有人提到当时有个政策：有秘方绝技的人，若愿上交、以专长效力，可以减刑或不判死。

他们争执时，我低头站着，手里没有方子，也没有靠山。后来一位官员站起来说，他家孩子的腿摔断不久，如果陈尚文能治，就说明他还有用处，可以适用那政策；治不好，就直接按死刑办。

他说得平静，可每个字都压在我脖子上。我听完，知道这是给我的一次机会，也不是平白给的恩典，是命悬在一条孩子的腿上。

堂上安静了一会儿，有人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愿意，声音比我自己想的要稳。

孩子被带来时，腿肿得厉害，一直哭。我没问官员要什么，只蹲下去摸骨。那孩子怕痛，一碰就缩，我让人按稳，自己用手指顺着断处慢慢归位。

敷药时我用的还是赖公那套跌打药，外面用夹板固定。那几天我一遍遍看他的脚面肿势，不敢松懈。我不是只为他，也为我自己：这个机会若失手，命就没了。

孩子夜里疼醒，我也跟着醒。好在敷上的药收住了肿，几天后他的脚趾能慢慢动。两周后孩子被扶着站起来，脚能着地，走两步仍有些怕，但骨已经长住。

堂上的人看过之后，没有再坚持死刑。我由死刑改判无期。那时我心里松了一分，却把完整配方仍扣着，没交出来。

进了监所，日子是被管出来的。我尽量配合，不争不抢。后来监所里有人通知：前线缺冻伤和跌打药，需要懂做膏药的人。我提出可以先交几种制法，换得参与配药。

他们给了我一个配药的地方，几口锅，一些药材。我带着人按分量下药，熬膏、摊布、切片。那活不轻，半锅药搅下来，胳膊和背都是僵的，但比干坐着让旧罪压着好受。

第一批药膏送走后，我照旧出工，没想太多。有时我在锅边教人，有人问我哪味药不能多下，我讲了，心里却还留着一截。

过了一段时间，监所转来几封感谢信。信纸很薄，是从前线转回来的。我读了几封，话都不长。有人写，冻疮裂口涂上药后能睡了；有人写，腿伤换药后肿消了。

他们不知道药是谁做的，只问这药能不能多制一些，还有没有。信里没有一句是讲宽恕我的。我把信纸折回去，又想，他们问的是药，不是配药的人。

我忽然觉得这方子再藏下去，只是我一个人揣着的旧本钱；而别人正在前线用它。就在那之后，我把剩下的秘方也交了上去。后来刑期改判为七年。我服满七年，走出监门。

出狱那天，门口有个跛腿的人挑着一担草。我一眼认出阿成。他的一条腿还是那样，走路身子往一边斜。我第一反应是他来讨债。

这些年他吃了那么大的亏，如今我出来了，他当然可以来讨。我停在原地，等他开口。他没有举扁担，也没有骂，只把担子卸下，说：“陈先生，这担药，你认认。”

我低头看，是草药，有根有茎，捆得利落。苦味混着一股青草气从绳缝里漫出来。他说话不像从前在厂里那样低着声，也不像来寻仇。我一时没有动。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条腿的账不能抹掉，他不是来假装没那回事。但他不愿让两家下一代继续结仇。他这些年没别的本事，就靠当年在药房里学的一点辨识和种药的功夫，自己种了些药材。

如今销路断了，他才来找我。他说：“你从前最会认药，也最讲收成。现在我想看看，你会不会还跟以前一样，把人分成送礼和不送礼的两等。”

我听着，觉得他每一句都实，没有逼我说好话。他也没有问我这七年是怎么过的。他好像早就想清楚，今天只要一个明白的答案。

我点头，说：“你这条腿，是我打断的。不是因为守规矩，是为了立威。阿成，我欠你的。”这是我早该当面说的话。说话时，我的眼睛落在他那条短了一截的腿上，又挪开。

接着我说，这担药我要，按市价算钱给他，以后有货也按市价收。阿成摆摆手，说今天的这担不要钱，只让我拿去给真正需要的人用。

他补了一句：“以后你要再收，就照价结算。少一个子，我不送。”他说完，把扁担靠在担边。这就是他的条件，不是原谅，是一条新的界。

我用阿成送来的第一批药，在街边一间小屋里开诊。门板旁贴了张纸，写着诊疗费五分钱。开张那天，来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妇人，带个孩子，看跌伤。

我查看伤处，开了药。她道谢时，把一个红包压在处方下面，动作很熟，像早先许多人做过的一样。我把红包拿起来，放回她手里，只从桌上拣出五分钱。她有些意外，看了看我。我说：“只收五分。”她没有再推，带着孩子走了。

阿成那天在门外。他挑着空担没进来，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他没有进来夸我，也没有对旁人说“这个人变了”。我送走病人后，他朝门边走近几步，只说：“下一批药，三天后送到，按价算。”

我应了一声好。我们没再提那条腿，也没说要亲如一家。但从那天起，他愿意把药交到我手里，我也把诊桌后面的旧规矩换成了一个明码的数字。那张纸还贴在门边，五分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