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滨州：客车上18次麻醉抢劫，5人为何全判死刑

1996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四省法院分别对四起特大抢劫案的审判结果。

11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其中5名，出自山东滨州。

新华社当天的通稿，把这五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列了出来：高飞、邢相勇、冯贞选、许刚、韩山岭。

1995年4月：从春天开始的半年

据新华社报道，原山东省滨州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高飞、韩山岭，伙同邢相勇、冯贞选、许刚等人，于1995年4月至9月间，多次交叉结伙，携带兽用麻醉药物、注射器等作案工具，流窜淄博、滨州、寿光等地。

他们选择的地方，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出行工具——公共汽车。

据山东地情档案收录的滨州地方志记载，五人在这半年时间里交叉结伙，作案18起。新华社的表述是：先后18次在公共汽车上采用对乘客暗中注射兽用麻醉药致人昏睡的手段，抢劫乘客的现金、财物。

关于涉案金额，两处公开材料的口径略有出入：新华社报道为"价值人民币2万余元"，滨州地方志记载为"抢劫钱财2.3万余元"。 两个数字相差不大，可能源于统计截止时间不同，本文并列列出，不做合并。

18次，为什么迟迟没人发现

今天回头看，这18次之所以能连续得手，原因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其一，现金时代。1995年，没有移动支付，出门带现金是常态。长途客车上的旅客，钱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抢的是现钱，抢完就能花。

其二，流动时代。90年代中期，人员跨区域流动急剧增加，公路客运是主要方式。客车上人杂、人挤、人困，一个乘客"睡着了"，周围人不会多想。

其三，跨市流窜。这伙人不是在滨州一地作案，而是流窜淄博、滨州、寿光。1995年，淄博是地级市，滨州是地区，寿光属潍坊——三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在那个警务协作机制尚不成熟的年代，跨区串并案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其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前科人员的安置。

新华社通稿在介绍高飞、韩山岭时，用了"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这个定语，放在最前面。这不是修辞，这是当时的现实——一部分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回到社会后，缺乏稳定的就业渠道和有效的帮教衔接，重新滑回犯罪，是那个年代刑事发案的重要成因之一。

破案：柳桥加油站的那个上午

据滨州地方志记载，这起系列案的最终告破，是一场多警种、跨县区的协同。

接报后，地区刑警支队干警立即赶赴博兴，在柳桥设卡；博兴县公安局的60余名干警迅速赶赴店子，对店子以西、小清河以南、潍博路以北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公路、码头进行封锁；同时，刑警支队与滨州市局组织20名干警在黄河大桥设卡堵截，检查所有过往车辆和行人。

约11时，在潍博路上执行巡逻任务的干警发现，柳桥加油站内的3名青年与群众反映的情况相符。

干警会同在柳桥堵截的人员，将准备租车逃跑的冯贞选、高飞、许刚三名罪犯当场擒获。

随后突审，三人供出同案犯还有韩山岭、邢相勇。滨州市公安局干警当夜返回滨州，将二人抓捕归案。

经参战干警50多天的艰苦奋战，轰动一时的特大系列麻醉抢劫案被破获，5名犯罪分子全部落入法网。

1995年底—1996年：一审五人全部死刑

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5名罪犯目无国法，使用麻醉手段在公共汽车上多次抢劫作案，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民愤极大，决定以抢劫罪判处5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5名案犯均提出上诉。

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5月20日将5犯执行枪决。

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公布了这起案件。

1996年5月20日：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把这份通稿放回时间轴上，它出现的位置很关键。

1996年4月，第二次全国"严打"开始，一直持续到1997年2月。这一轮严打的背景，是当时重大刑事案件的高发——据公开报道，90年代中期我国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期的数倍，涉枪犯罪、毒品犯罪和团伙犯罪引发的大案频出。

最高法在这一天集中公布四省四起特大抢劫案的审判结果，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信号：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实施的抢劫，依法从重从快。

三十年后回看这五个人，最该被记住的，是法律本身的变化。

1997年3月修订的刑法第263条，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明确列为抢劫罪的加重情形之一，与入户抢劫、抢劫银行、多次抢劫或抢劫数额巨大等情形并列，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条规定，把"在客车上抢劫"从一般抢劫里单独拎了出来。

立法者为什么这么写？因为公共交通工具是一个封闭空间，乘客无从躲避、无从求助，危害的不只是财物，还有整个社会对出行安全的基本信任。

再往后，变化发生在技术和管理上：长途客运实行实名制购票，车辆普遍安装视频监控并联网，公安机关依托视频侦查和大数据开展跨区域串并案，当年那道"跨市流窜难并案"的难题，今天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解法。

而更深层的变化，是人的处境。当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就业帮扶被纳入常态化制度，当农村和城市的就业渠道足够宽，"出来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就不再只能由个人独自回答。

1996年5月20日的那份通稿，今天是作为一份历史档案被读到的。

它记录的不只是5条人命的终结，更是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年份，用最严厉的方式重申了一条底线：在路上，人必须是安全的。

你有没有在长途客车上遇到过"不对劲"的事？那个年代出门，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本文素材来源于新华社1996年5月20日电（人民日报1996年5月21日第1版《高法公布4起特大抢劫案判处结果 11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山东地情档案滨州地方志"社会治安"条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法制日报：看待冤案与严打需要历史眼光》、凤凰网《1996年新中国第二次"严打"纪实》等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