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25日晚，北京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毛泽东、周恩来和政协代表们围着几幅国旗图案反复比较。会场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有的方案在讨论表决中获得185票，而后来成为国旗的第三十二号方案，票数一度只有15票。
票多的方案，为什么没有胜出？票少的方案，凭什么被确定下来？答案不在简单的数字里，而在一面国旗究竟要表达什么。
国旗设计的征集，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成为筹备建国的重要任务。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征集启事，明确提出三个要求：体现新政权特征，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同时做到庄严、简洁。
启事发表后，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到8月20日截止，筹备会收到近三千幅设计稿。投稿者中既有普通群众，也有文化界人士和各方面代表。图案五花八门，有的带镰刀锤子，有的采用齿轮、嘉禾，有的加入山河、光芒和星辰。
这些构思各有道理，却也各有问题。带镰刀锤子的图案政治含义鲜明，但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国旗；齿轮、嘉禾等元素过多，放在旗面上显得拥挤；红白蓝黄多色组合，虽然寓意丰富，却不够醒目。新中国需要一面自己的国旗，不能只是其他国家图案的拼接。
此时，上海普通职员曾联松也在准备投稿。1949年7月，他住在上海华山路附近，面对酷热天气和一摞摞废稿，迟迟找不到满意的构思。曾联松没有受过系统的图案设计训练，但早年接触过书法和绘画，也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对新中国的诞生怀有强烈期待。
一个夜晚，他从窗外看到群星分布在天空，新的想法由此形成。他把红色作为旗面主体，在左上角安排一颗大五角星，旁边配以四颗小五角星。四颗小星各有一角朝向大星，形成环绕和向心的关系。
曾联松最初的设计中，大星内部还放置了镰刀锤子。筹备人员研究后认为，旗面应当更加简洁，也不宜让人产生对外国旗帜的联想，于是删去了这一元素。保留下来的红地、黄星和众星拱月布局，反而更加明快有力。
这份稿件后来编号为复字第三十二号。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所有人的青睐。相反，在一次方案讨论中，第三十二号只得到15票，而第十七号方案获得185票。第十七号同样以红色为主，左上方有大五角星，中间加了一条象征黄河的黄色横线，寓意革命和光明，因此赢得不少代表认可。
问题也恰恰出在那条横线上。张治中提出，红色旗面既然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的横线便容易造成国家被分开的视觉感受。这个意见很快引起重视。国旗不是普通装饰图案，任何线条的位置，都可能影响象征含义。
陈嘉庚还指出，第十七号方案与外国国旗在色彩和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白色或浅色部分在日光下也不够醒目。经过比较，代表们逐渐意识到，票数高只能说明一时的偏好，并不等于已经经受住政治寓意、民族特色和实际使用的检验。
毛泽东当时也曾对第十七号方案表示过倾向，但在听取意见后，赞成继续讨论。有人问：“主席，究竟哪一幅更合适？”毛泽东没有急于拍板，而是说：“还要把寓意和形式都考虑进去。”
这场争论的关键，不是大星代表什么、红色象征什么，而是国旗能否把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民族团结同时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号方案中，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通常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星环绕大星，体现各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
9月25日晚的会议上，代表们再次比较两幅图案。第三十二号没有横线，没有复杂图饰，红黄两色对比鲜明，远看清楚，展开与否都容易辨认。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把国家割裂成两部分，也没有过多依赖外国旗帜的既有形式。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红地五星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后来，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函件，并获赠政协纪念刊和一笔酬谢。那15票并非决定一切，却说明一件事：重大公共象征的产生，往往不是票数最高者直接胜出，而是在反复审议中，留下最经得起推敲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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