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5年7月26日，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毛泽东会见了刚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此时的李宗仁已经七十多岁，走过军政生涯的高峰，也经历了十六年的异国漂泊。按常理说，这场会面更像是一次礼节性的欢迎，但谈话很快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
李宗仁没有绕弯子。他提出，希望和张治中一起，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国家统一出力。这个职务，在当时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意味着中央对一位重要人物的充分信任。
毛泽东没有顺势答应，而是当面回绝。会谈气氛一度变得微妙，李宗仁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以“归来者”的身份提出要求，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答复。
其实，李宗仁的回国，并不是一时兴起。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试图通过和谈挽救国民党政权。但局势已经无法逆转。渡江战役后，南京失守，李宗仁以治病为名前往美国，此后长期滞留海外。
他既不愿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也无法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1950年，蒋介石要求他赴台湾，李宗仁拒绝了这条路，两人的关系随即公开破裂。李宗仁后来被排斥在国民党权力体系之外，在美国也没有真正得到政治支持。
转机来自他对台湾问题态度的变化。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李宗仁受到触动，发表文章，提出中国人应当自行解决中国内部事务，并主张减少外部力量对台湾海峡的干预。
有意思的是，这种立场变化让李宗仁重新进入大陆方面的视野。他不再只是国民党旧政权的失势人物，也成为可以争取的爱国将领。周恩来通过李济深等人，与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建立联系，为日后的归国铺路。
李宗仁也在观察对方的诚意。他曾托人处理一批存放在香港的字画古董，这批物品原本花费不菲，鉴定后却多为赝品，实际价值远低于当初的价格。毛泽东得知后认为，这是一种试探，便主张按原价支付。
这件事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感叹，共产党做事有气魄，也懂得怎样处理统战关系。1960年，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接受了这笔款项。但由于家庭和身体等原因，李宗仁的归国计划又拖延了数年。
1964年，他曾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其中部分说法引起争议，随后作了更正。1965年2月，毛泽东批示认为，既然李宗仁已经说明情况，过去的言论并不影响大局，可以欢迎他回国。
7月17日，李宗仁夫妇抵达上海，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陈毅等人也前往欢迎。几天后，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为国家统一承担责任，并说自己对个人政治地位已经没有要求。
话说得很谦逊，心里未必完全没有打算。
在中南海会见时，毛泽东先用一句玩笑缓和气氛：“德邻先生，你这次回国，是不是误上了贼船？”程思远立即接话：“不是贼船，是回头有岸。”几句对答，既化解了尴尬，也点明了李宗仁的处境。
随后，李宗仁提出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的拒绝，并非对他本人没有礼遇，而是经过了现实权衡。据相关回忆材料，毛泽东考虑的第一点，是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一方。李宗仁回国，是因为海外政治道路已经走不通，而不是大陆求他回来。桂系力量早已瓦解，他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本钱，不能把礼遇误认为重新获得权力。
第二，李宗仁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出现转变，但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形势共同作用之下。一个人在海外多年，立场和判断仍需经过时间检验。欢迎归来，可以体现政策的宽厚；立即授予重要职务，则是另一回事。
第三，职位安排还牵涉其他起义将领和国民党旧部。张治中、程潜、李济深等人较早表达了合作态度，在国内长期参与政务，政治关系和实际贡献都更稳定。若将人大副委员长这样的职务直接交给李宗仁，容易让其他人产生比较，也不利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平衡。
所以，毛泽东给了李宗仁体面，却没有给他实权位置。接待规格很高，生活安排也很周全，但政治待遇必须与现实条件相匹配。这种分寸感，正是那场会谈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李宗仁最终没有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而是以特邀人士身份参加活动，继续关心国家统一问题。归国后的岁月里，他主要居住在北京，生活相对安定，身边有工作人员照料，直到1969年病逝。对这位曾经叱咤一方的桂系首领而言，能够回到故土，已经是人生后段最重要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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