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绝壁上的红旗
中国军网记者 陈新阳
8月，平原暑气蒸腾，高原却已初显秋意。我们追寻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走进层峦叠嶂的高原峡谷，踏访那片浸染着烽火硝烟的土地。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巍然矗立。峡谷的劲风从北面的隘口呼啸而入，腊子河在谷底轰鸣奔流。两侧峭壁如巨斧劈就，森然对峙，只留一道窄窄的天缝。阳光斜斜地漏下来，把半边崖壁照得透亮，另半边则沉入幽深的谷影之中。
腊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隘口”。斧削般的石崖夹峙而立，湍急的腊子河穿流而过。河上那座木桥，曾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我顺着山崖仰头望去，只见东侧近乎垂直的崖壁上，有一面红旗。那面红旗很小，在饱经风雨剥蚀的赭褐色岩体和丛丛草木中显得异常鲜艳。山风掠过，旗帜猎猎招展，像一簇跳动的火焰。
同行的人说，这面红旗是一位名叫旦知次力的藏族青年插上去的。在这片崖壁上，每年都会有一面崭新的红旗迎风飘扬。
凝望着那抹鲜红，我的思绪仿佛被拉回到91年前的那个秋天。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北上红军抵达四川通往甘肃的咽喉要冲——腊子口。为阻截红军北上，蒋介石急令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部署重兵。敌人凭借险要地势，在桥头修筑碉堡群，以密集火力封锁木桥。
9月16日，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发起攻击。敌人火力从桥头碉堡疯狂倾泻。因受制于险峻地形，第4团的数次冲锋均被压制，正面强攻受挫。若不能突破腊子口，红军主力将被迫退回草地，陷入绝境。
紧急关头，团党委果断决策兵分两路：政委杨成武率部正面佯攻，吸引并牵制敌军；团长黄开湘率领突击队，从右侧悬崖峭壁秘密迂回，直插敌后，攻其不备。
然而，侧后那段绝壁垂直落差达七八十米，崖壁陡峭如削，岩石风化破碎，攀援之难，难于登天！
关键时刻，一位苗族小战士挺身而出。他来自云贵川交界的贫苦家庭，身材中等，脸呈褐黑色，眼睛大而有神，因从小跟父亲在山里采药、攀岩，练就了一身本领。这位小战士，正是当年在“飞夺泸定桥”战役中紧随突击队长廖大珠冲锋的22位勇士之一。战友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便亲切称他“云贵川”。
那天夜里，“云贵川”用一根长竹竿，竿头绑上铁钩，勾住崖壁上的树根和石缝，赤着脚，一点一点攀上了绝壁。登顶后，他用绑腿接成的绳子，将突击队员一个个拉上崖顶。拂晓时分，突击队如神兵天降，手榴弹在敌人头顶炸开，正面部队乘势冲锋，腊子口天险终于被撕开。
腊子口的胜利，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关于“云贵川”的展板。展板上没有照片，只有几行文字。无人知晓他真实的姓名，也无人知晓这位英雄在这场战役后的踪迹。但历史铭记，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云贵川”以血肉之躯的攀爬，为红军主力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生路。
旦知次力如今是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一位民兵。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听老师讲述“云贵川”的故事。来这里工作后，他对腊子口战役和“云贵川”的事迹了解愈深，心中的崇敬之情便愈加深厚。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近些年来，为致敬“云贵川”和红军先烈，纪念馆每年都会组织人员攀登这片峭壁。攀至力所能及的最高处，他们便将一面崭新的红旗插进岩缝。今年“七一”前夕，旦知次力只身携带数米长的旗杆和旗面，向绝壁发起挑战。脚下是嶙峋乱石，眼前是天险峡谷，他臂膀紧擎红旗奋力向上。
我问他能爬到多高，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爬到大概不到二分之一处，就再也爬不上去了。“崖壁近乎垂直，没有抓手。风又大，岩面松动得厉害，再往上就是光石板。我尝试过，但只能退回。”说这话时，他看向“云贵川”的展板，语气带着敬意，“当年那个小战士，是光着脚在黑夜里爬上去的。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力量。”
纪念碑前，游人如织。一个孩子指着崖壁上的红旗喊：“妈妈，那里有一面红旗！”母亲说：“应该是红军插上去的。”我本想纠正，又停住了。某种意义上，她说得没错。那面红旗，代表着后人对红军的深深敬意和对那段卓绝历史的铭记。
离开时，我回头望。那面红旗在巨大山体上，像一枚印章，让整座山峦焕发着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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