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谈科技金融后续趋势：信贷下沉、直接融资扩容、风控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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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新一线）

9月22日，北京商报社举办2026深蓝智库“硬科技IPO浪潮下的科技金融新路径”沙龙，与会嘉宾围绕科技金融政策落地实践展开热议。

立足“十五五”开局建设金融强国的时代背景，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系统梳理了国内科技金融政策演进脉络，剖析行业落地过程中的现实堵点，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北京地方实践，探讨未来政策优化方向。杨涛认为，科技金融将在保持总量扩张的同时沿六条主线演进，并逐步由政策试验走向制度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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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工具协同发力

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并非全新命题。回望过去，我国自1985年便开启科技信贷相关探索，2000年前后已搭建起初步政策框架，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被确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首要方向。

结合科技金融近年来的系列部署，杨涛表示，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不断强化，核心目标就是抓住新一轮科创周期红利、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金融体系适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杨涛指出，在宏观顶层设计之下，各监管部门已经形成多维度政策工具箱。人民银行推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为商业银行服务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流动性支撑，工具持续扩容、优化价格机制。

具体来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视角，更多投向了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痛点。以生命周期分段施策为经，以容忍度、免责、考核为纬，搭建银行“敢贷愿贷”的监管框架。

资本市场层面，在新“国九条”的统领下，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持续向科创领域倾斜，科创板、创业板实现差异化定位，科创成长层、第五套上市标准等制度安排进一步畅通硬科技企业融资通道。

除此之外，科技部、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聚焦体制机制改革，点明科技金融突破不能仅依靠产品创新，更要破除制度堵点；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落地，优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布局；各地也结合本地产业禀赋推出配套举措。杨涛认为，科技金融的整体政策框架向着全生命周期覆盖、宏观微观联动、央地协同、多元工具协同的方向演进。

但杨涛也坦言，不少政策理念落地仍存在落差，背后需要组织架构、考核机制、产品体系的系统性配套，投贷联动、认股权试点等创新模式虽展现潜力，但体制机制障碍仍有待破除；知识产权金融、科技保险、融资担保等工具，也受制于无形资产评估难等现实条件，价值尚未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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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七大核心矛盾

“政策框架已经搭好，但实践层面的矛盾依旧突出。”杨涛总结当前科技金融实践中存在七大核心矛盾。

具体包括：风险收益不匹配、期限错配与阶段错配、知识产权估值处置难、投贷联动面临法律监管约束、尽职免责落地难、复合型人才短缺与数据孤岛、区域与赛道发展不均衡。

杨涛进一步解释称，在风险收益错配方面，我国银行业主导的金融体系天然与科创高风险属性存在摩擦。在信息不对称约束下，银行倾向于回归传统抵押授信逻辑，早期科创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中后端项目甚至出现“明股实债”。

放眼全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大致分为两条路径：一种是适度放宽安全边界，容忍更高的不良率，依靠项目整体成功概率覆盖失败损失；另一种是把科创企业技术潜力转化为可评估的金融信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期限与阶段错配，直接制约全生命周期服务落地。杨涛坦言，知识产权作为科技企业核心资产，尚未形成通用的金融信用评价语言，评估、处置环节仍有诸多难点。投贷联动试图打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但认股权类信贷产品因属性尚未明晰，落地实操存在诸多堵点，且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签约意向金额并非实际投放，“投早投小”仍显不足。

同时行业还面临人才短板问题，杨涛认为，科技金融需要同时懂技术、懂产业、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跨部门的数据孤岛，造成企业科创信息难以转化为金融机构可用的信用依据。区域与赛道不均衡现象同样客观存在，部分科技专营机构出现“标签化”问题，这也推动行业重新梳理科技金融统计口径与业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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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地方探索适配路径

面向“十五五”时期，杨涛认为，科技金融将在保持总量扩张的同时沿六条主线演进，并逐步由政策试验走向制度定型。

杨涛梳理科技金融行业六大发展趋势：信贷总量延续扩张态势，投放重心向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硬科技持续下沉；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升，耐心资本加快成体系；风险识别范式由“看抵押”向“看技术、看未来”数字化转型；专营机构建设由数量扩张转向能力实质化；“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不断加深，开放与协同特征增强；“十五五”时期制度安排趋向成熟定型。

以直接融资比重变化为例，杨涛指出，随着债券市场“科技板”运行成熟、上市融资和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常态化、并购贷款由试点转为规章制度安排，科创债与并购融资将继续扩容。随着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并通过多层架构撬动社会资本，叠加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扩围、S基金与实物分配股票试点推进，以政府资金为牵引、覆盖天使投资到产业并购的耐心资本供给网络将初步成型，“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政策导向逐步兑现。

与之对应的政策优化方向上，杨涛提出多项建议。首要任务是构建多方共担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科创的社会红利由全社会共享，不应将风险完全压在单一金融机构身上。其次要培育耐心长期资本，通过产品设计、激励约束、风险环境的整套制度安排，拉长资本投资周期。

在基础设施层面，持续完善知识产权评估流转体系；稳步推进认股权、投贷联动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尽职免责的实操细则，给予科创业务合理风险容忍度。

同时，落实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相关标准，打通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此外，也要持续调节区域、赛道之间的资源失衡，把握资源倾斜的合理尺度。

谈及地方实践，杨涛重点分析了北京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北京拥有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是四大重点赛道，中关村的科技金融探索也成为国内重要样本。债权、股权、资本市场各类工具在北京已基本配齐，当下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没有工具”转向“适配准不准”，即金融供给与科创企业真实需求能否精准匹配。

对于北京未来落地机制，杨涛提出要做好三重匹配：空间匹配，尊重不同区域产业禀赋差异；阶段匹配，推动各类金融机构找准自身定位，真正实现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接力；赛道匹配，针对不同产业赛道定制差异化金融方案，同步做好风险分散。此外，完善科技金融评价考核体系，形成可复制的地方经验，将是北京未来探索的重要方向。

文/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