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刚调到这个边防哨所当教导员,板凳还没捂热,就碰上了一件让我记了大半辈子的事。
那天下午,通信兵小赵抱着一摞信封跑进来,说邮差刚送来的。我们这地方偏,一个月才通一次邮,信都是从团部那边转过来的。我随手翻了翻,大多是战士们的家书,突然看见一封拿牛皮纸糊的,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张大山收。
张大山是我们哨所的炊事班班长,老兵了,明年该退伍。我让通信兵把信给他送去,没当回事。晚上吃饭的时候,战士们都在食堂喝稀饭啃馒头,我去后厨转了一圈,看见张大山蹲在灶台后面,手里攥着那封信,信口已经撕开了,但他没看,就那么攥着,指节发白。
我说了大山,家里来信了?他站起来,把信迅速塞进围裙兜里,说没事教导员,我一会儿看。然后转过去掀锅盖,热气呼上来,他整个后脑勺都是湿的。我没多问,寻思他想看自然就看。
第二天一早,出操的时候张大山居然没在炊事班待着,站在了队伍最边上。我喊他名字,他答到,声音沙哑,眼睛底下是青的。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没事,就是夜里没睡好。下操以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把门带上。
我说大山,你今年三十四了,在我这儿待了两年,平时你连个闷气都不吭,今天你这张脸挂不住了,你跟我说实话,家里哪个出事了。他也没坐下,就在窗户边上站着,窗户上糊的报纸都发黄了,他拿指甲一点一点抠那报纸角,抠了半天,说:教导员,我妈走了。
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时候的事?他说,信上写的,上个月十二号。我又问,那你咋不请假回去?老家再远,坐火车一天一夜也到了,我准你假。他把头低下去,喉咙里像塞了东西,半天才挤出一句:我回不去。
我说你这叫什么话,有什么回不去的?他突然抬起头,眼眶是红的,说:教导员,我妈不是病死的,她是自己跳的河。那口气平得不像话。我手里的烟差点掉了,顿了一会儿问他:为啥?他没接话,掏出那封信递给我。
信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潦草,像是小学生写的。信是他妹妹写的,内容不长,大意是妈走了,村里的嚼舌根子说她偷了老黄家的牛,几百张嘴压下来,没人听她解释,妈一生气半夜出了门,第二天在村东头河坝上,人捞上来了,牛也找到了,在老黄家谷仓后头拴着,是牛自己跑过去的。
我看完,觉得胸口像被攥了一块。我说大山,这事你妹妹没报警吗?他说报了,警察也来了,查了,确实是十几个人传闲话传到最后像真的,可法律管不了嘴。他停了一下,又说:教导员,我在这当了十二年兵,守着这山这哨,我没守着我妈一个电话。
他说完这句,转过身去看窗户外头,外头山脊上全是雪,太阳照在上面晃眼睛。我看着他背影,肩章都磨得起毛了,后脑勺那几根白头发在窗口的光里亮得刺眼。沉默了好一阵儿,我说:你回去,现在就走,我给你开介绍信。
他转过身来,抹了一把脸,说:教导员,人已经埋了,烧了,骨灰我妹寄给我姐了。我回去也没用,不如在这待着。他说完,把信重新叠好,塞回口袋,说中午我给你们做红烧肉,我好久没好好做一次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谁知道第三天,团部来电话,说有个老太太背了个编织袋,在团部门口坐了一宿,说是来找她儿子,说他叫张大山。我一听,头皮麻了,打电话问大山,你在老家还有别的亲人吗?他说没有,除了我姐我妹。
我亲自开车去团部接人,到了那儿,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脚边搁一个化肥编织袋,箍着嘴。我走过去说大娘,您找张大山是吧?我是他领导。老太太抬起眼睛,浑浊的眼珠子盯着我,说:你是领导?我儿子呢?我说他在哨所,我接您过去。
车上老太太一句话不说,一直攥着编织袋的袋口。到了哨所,张大山正站在门口,看见老太太下来,整个人僵住了。老太太走到他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那一巴掌脆得旁边的人都听见了。大山没躲,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老太太的声音抖得像风里的破布:你妈没跳河,是有人推的。那袋子里是牛绳,浸了血。我连夜跑出来的,不然下一个埋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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