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百万日侨困在东北，他们的命运谁来承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黑土地上，150万日本侨民被自己的军队抛弃，其中超12万是女性。关东军军官家属坐火车先跑了，普通女人和孩子被拦在警戒线外，哭喊着看列车远去。她们后来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日本政府至今不愿多说？

那列火车开走了，她们被留在了站台上

裕仁天皇的投降广播传到东北时，关东军高层的反应不是投降，是逃跑。

8月10日上午，关东军总司令部在长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用火车分批撤人——军官家属先走，然后是官吏家属，再是国策会社职员，普通侨民排在最末。当天下午，宪兵就端着刺刀把大批日本女人挡在了火车站警戒线外面，任凭她们跪在地上哭喊，一步都不让靠近。

到8月15日投降当天，关东军已经优先运走了军官家属、大使馆和满铁职员家属，合计超过5万人。这些车厢里坐着衣着体面的人，站台上剩下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最后的生路开走了。

被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到底有多少？战后统计的粗略数字是130万到150万之间。这些人里，妇女占到了大约七成，儿童占两成，老人占半成。光成年女性就有十几万，大部分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她们的身份很杂。有跟着丈夫来的开拓团家属，有被派到东北的女学生，有医院里的护士，有学校的教师，还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日本政府当初为了稳住东北移民，专门从国内招募年轻女性送到东北，配给开拓团男性当老婆，她们被叫做“大陆新娘”。

活着比死更难

日本投降后的头几个月，东北的日本人聚居区变成了一片混乱。

苏联红军8月9日凌晨发起进攻，150多万人从三个方向越过边境。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早就被掏空了——精锐师团从1943年起陆续调往太平洋战场，新组建的部队里十几万人连枪都没有。防线很快就垮了。

关东军垮了可以投降，普通侨民没有这个选项。开拓团散落在东北各地的农村，离大城市远，消息不灵通。等她们知道日本投降了，苏联兵已经到了跟前。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段历史里最沉重的一段。

不少开拓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了集体自杀。佐渡开拓团在自己的定居点集体自尽，麻山事件里530名开拓团民走到鸡西麻山再也走不动了，团长下令先杀死孩子，大人再集体服毒。1945年死亡百人以上的开拓团事件发生了五十多起，死亡人数九千六百多人。

吉林市附近有一个25人的集体自杀事件。这25个人先请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吃了顿饭，所有人穿得整整齐齐，吃完饭让客人先回去。然后他们先把孩子杀掉，把尸体放在炕上，枕边摆上小点心和荷花，大人集体上吊。最后留一个人，把所有人的遗体烧掉之后再自杀。

活下来的人，各有各的活法。

关东军跑了、丈夫死了、孩子没了，一个日本女人在东北的冬天里要活下去，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嫁给当地的中国男人。据统计，光复后的两个月内，仅辽宁、吉林两省就有11万日本妇女嫁给了中国男人。这个数字比光复前十一年加起来多了一百多倍。

有的日本女人为了抢一个中国丈夫，互相之间甚至会动手。这不是什么浪漫故事，就是饿到了极点之后的本能反应。

中国人收养了她们的孩子

嫁人是一条路，但带着孩子的女人更难。

撤退的时候，日本军队规定每人只能带一件行李。大批生病的妇女和儿童被扔在火车站、街道边，甚至倒塌的房子里没人管。有的日本母亲自己都快饿死了，实在带不动孩子，只能把最虚弱的那一个送给沿途遇到的中国人家。

哈尔滨的李淑兰老人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45年8月，一个日本女人抱着5岁的女儿找到她，比划了半天，大意是自己有4个孩子，带不动这个最虚弱的，希望李淑兰能暂时收留。那个小女孩骨瘦如柴，胳膊跟大人拇指一样粗，身上全是虱子。

李淑兰和丈夫当时在长春街开粥铺卖包子。两口子结婚四年没孩子。他们把孩子领回了家，还给了那个日本女人200元伪满货币当路费。当时卖一个包子才赚几分钱。

李淑兰后来说了一句话：“虽然日本侵略过我们，但他战败了，咱不能欺负他们。”

像这样被中国家庭收养的日本孩子，总数超过4000人，九成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这些孩子在中国长大，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很多人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

遣返和回不去的故乡

1946年5月7日，葫芦岛港的汽笛响了。

从这一天开始，东北的日本侨民分期分批集中到葫芦岛，从这里登船回日本。到1946年12月25日，232天里经葫芦岛遣返的日本侨俘共158批，总计101万多人。

但遣返是有条件的。日本政府当时实行的是“弃民政策”，不仅拒绝给滞留侨民提供救济，还注销了他们的国籍，管他们叫“满洲国人”。日本政府给遣返设了一个门槛：必须有亲属做“身份担保人”。没有担保人的，不给回国旅费，不提供归国援助。

这个政策卡住了很多人。嫁了中国人的日本妇女，丈夫是中国人，在日本没有亲属愿意担保。她们的回国之路被堵死了。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事情才有了转机。但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很多人在东北生了孩子、有了家庭，回不回日本成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有的人选择永住归国，有的人只愿意短期回去看看，还有的人干脆留在了中国。

那些最终回到日本的女性，日子也不好过。她们大多不会说日语了，在日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干低工资的体力活。在日本社会眼里，她们在中国农村生活了几十年，说话做事都跟日本人格格不入。2006年，6名在华遗留老妇人向埼玉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理由是政府没有及时帮助她们回国，回国后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生活援助，索赔总额1.98亿日元。

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承认了国家的政治责任，说日本政府“只采取了极其消极的归国支援措施，回国后的支援也不充分”。但赔偿的事，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松口。

后记

这段历史在日本官方叙事里一直不太被提起。

原因不复杂。承认这十几万女人的遭遇，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在战败时抛弃了自己的人民。那些集体自杀的命令、那些被拦在火车站外面的哭喊、那些被注销国籍的“满洲国人”，每一件事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发动战争的人，从来不会为战争买单。买单的是被他们扔在站台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