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坚决不当医生到终于成为美国执业医生- 我的美国行医生涯（上）

主编的话

朱医生最初写的，是三篇文章。我一边整理编辑，一边感慨万千。那些真实的故事和细节，让我仿佛跟着他走了一遍这几十年。

他经历过知青岁月，恢复高考后进入医学院，后来赴美求学、做科研。年轻时一心想成为科学家，别人劝他考板，他想都不想就拒绝。后来却因为家庭、现实和人生中一些意料之外的转折，重新拿起已经放下十几年的医学课本，从头开始。最终，他不仅成为一名美国执业医生，也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医生。整理之后，我把它们分成了上下两篇。

不懂英文的父亲在电话那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出“P—A—S—S”；在他刚刚起步、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愿意说：“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成长趋势”；毕业那天，神经内科主任没有告诉他以后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医生，只留下了一句让他记了二十五年的话：“对参议员和勤杂工，要一视同仁。”这些，是文章的上半部： 我终于成为了美国执业医生。

当年，正是父亲的一句话，让他第一次真正面对理想之外的现实，也间接促成了后来人生道路的改变。可是，当他一步一步重新成为医生时，却没能挽留住患癌的父亲。还有病人绝望中渴求的目光，COVID期间离去的同事……这些，是文章的下半部： 我成为了怎样的医生。

我数次停下来，思绪万千。

一路走来，一边得到，一边失去。

有些当年以为走投无路的地方，后来成了转弯；有些不得已的选择，最后改变了一生；而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的人、听到的话，几十年以后，反而记得最清楚。

这篇文章不仅是一个“海外华人考板行医”的故事。它有属于朱医生那一代留美华人的时代印记，但更多的，是那些跨越时代的东西：理想与现实，选择与坚持，家庭与责任，得到与失去。

以及，当人生没有按照计划展开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往前走。

今天先刊出上篇——从坚决不肯当医生，到终于成为一名美国执业医生。

我翻过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页。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余晖映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墙上的证书和执照已经摘下，个人物品也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关掉电脑，关上门，走进空荡荡的走廊。那位平日很少说话的清洁工对我说：“谢谢你，朱医生。我们都会想念你的。”

四十年来在美国走过的路，一段段浮上来。从一个一心想做科学家、坚决不肯改行的人，到重新拿起医学课本，考执照、做住院医，最终成为一名美国执业医生，再到二十多年的行医生涯，其中的峰回路转，层层通关升级，今天想来仍令人感慨。

还是从第一次听说“考版”说起吧 （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在成为美国职业医生之前必须要通过USMLE考试和执业资格考试board examinations，简称为考版）。

01

第一次听说“考版”，拒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正在美国中部一所医学院读博士。此前我已经在美国东北部一所大学做过一年半访问学者，也送过将近一年的匹萨外卖。英语听说读写已经基本没有问题, 博士前两年的专业课读得颇为轻松，一时雄心勃勃。

尴尬的是，奖学金每个月只有五百多美元，要养活一家三口，还得养一辆车。太太来美三个星期后就开始给一家台湾人照顾孩子，后来学会开车，又去中餐馆打工。我觉得自己身为男人总该多为家庭出一点力，也去一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做侍者。那几年，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傍晚去餐馆端盘子，晚上九十点餐馆打烊，再回实验室做一阵。十一点左右去接太太和女儿。女儿那时才三四岁，经常一个人在餐馆脏兮兮的地下室玩，玩着玩着就在桌布和铁架旁睡着了。安顿好孩子以后，如果实验还没做完，我有时又回实验室，一直做到后半夜。

虽然穷，心气却高得很。我来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做科研，发文章，找个好地方做博士后，然后在大学里做教授。做医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博士第二年，一位从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中国医学院毕业生也有机会参加美国医生资格考试，考过以后申请住院医，重新做临床医生。她自己也在准备，几次劝我一起考。我告诉她：“我对做医生没兴趣。我来美国就是为了做科学家的。” 有一次，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套Step 1模拟题，非让我做一遍。我一看，头立刻嗡嗡作响。那些解剖名词像一个个妖魔鬼怪一样盯着我，许多医学词汇简直跟天书差不多。我们当年在国内学的是七十年代末的中文教材，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东西早就还给老师了。硬着头皮做完，只有百分之三十几正确。我很沮丧，对她说：“你看，我根本不是做临床医生的料。医学院毕业没几年，连四十分都考不到。” 她说，她自己只考了十几分，我第一次做就三十多，已经很不错了。我说这有什么？四选一，如果什么都不会，坚持选C，理论上还能保底百分之二十五。我只有比较有把握的才选别的，不会的全部选C，所以才有三十几分。靠这种小聪明去考医生，如何使得！

于是这件事又被我放下了。

博士后期，我的实验进展得很顺利，已经在很好的学术杂志发表了几篇论文。我告诉导师，自己准备毕业，想去更好的地方继续做科研。导师是位丹麦裔教授，个子一米九十多，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大的手。我和另一位浙医校友在他的实验室打拼几年助他升任教授，有点亦师亦友的感觉。听说我要走，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对面，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些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在考医生执照。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安排你提前答辩。” 他给出的方案其实相当诱人：毕业以后留在实验室做一年博士后，带一个学生，每天做几个小时实验，剩下的时间复习考板，工资也从学生待遇提高到博士后待遇。对于当时穷得叮当响的我，这几乎是专门铺好的一条路。

可我想也没想就回答：“No.” 我告诉他，我漂洋过海到美国，唯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是为了做医生挣钱。导师显然怔了一下，身子往宽大的皮椅里缩了缩，看了我好半天，大概想弄明白坐在对面这个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最后他叹了口气，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如果不愿意做医生，别人没法强迫你。不过在你离开这个城市之前，随时欢迎你改变主意。”

我没有改变主意。至少那时候没有。

02

终于决定考板

1993年，我们一家搬到了波士顿。那几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实验室。早上送女儿上学以后进实验室，经常做到半夜，有时实验停不下来，就一直做到第二天上午，回家睡两个小时再重新开始。科研也确实开始有了起色。一个项目从蛋白纯化做到测序、克隆和功能研究，一度甚至准备投《Cell》。在我看来，自己梦想中的道路正在一点点展开。

真正让我改变主意的，却不是医学本身，而是生活。

有一天，父亲很郑重地问我：“你给女儿准备了多少大学学费？”

我说：“她成绩非常好，将来应该能拿奖学金吧。”

父亲已经替我打听过了。他告诉我，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资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将来如果我一直在大学做科研，很可能收入既不能轻松负担昂贵学费，又不是低到可以拿到助学金。其实这些我不是不知道，只是一直不愿意认真去想。女儿从小聪明，到了波士顿以后，学校甚至让她跳过半个年级。我一直觉得，她以后能走多远，就应该让她走多远。可此时，我不得不直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将来如果孩子真的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学校，我能不能不让她因为钱而失去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科研上的一些经历也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笃信的道路。老板有一天告诉我，一家大型生物制药公司正在筹建一个与糖尿病有关的部门，请他推荐负责人。他说已经推荐了我去面试。我听后当然心动——既可以继续做科研，又可以挣到比大学多得多的钱，岂不是两全其美？可是左等右等，没有等到面试通知。后来，实验室一位意大利籍博士后若无其事地告诉大家，他刚刚去那家公司面试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也许老板本来就更看好他，也许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但是，那时的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埋头把实验做好、把文章发好，机会自然会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也看到身边一些极聪明、极努力的华人科学家，即使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往上走仍然并不容易。自己原来认定的那条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宽。

一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想通了。如果自己的梦不一定走得下去，那我至少应该尽力让女儿以后去追她的梦。”

然后我说：“我去复习考板了。”

主意一定下来，后面的事反而简单了。

那是1995年，学习资料远没有今天丰富。家里从国内把我过去的医学教科书找出来，托来美的朋友带来。桌上经常同时摆着英文参考书、中文课本、《新英汉词典》和一本厚厚的《英汉医学辞典》，外加一杯泡得极浓的茶。距离医学院基础课已经过去十六年，刚翻开书时，我确实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白天实验还得照做，只是把过去一天十六七个小时的工作压缩到大约十小时。晚上七八点把样本放进冷室，回家吃完饭就上楼看书。距离Step 1只有三个多月，我给自己定了个背水一战的计划：什么必须看，什么战略性放弃，每一科看几天，到了时间必须往下走。哪一部分没有完成，就从睡觉时间里扣。有时合上书，窗外已经发白。

实验室的朋友们知道我要考板以后，慢慢也不再叫我下楼喝咖啡了。一个关系很好的德国博士后劝我去德国继续科研，另一个瑞典来的研究员劝我去卡罗琳斯卡学院，说已经在科学上走了这么远，何必突然改道。老板显然也看见过我桌上的医学书，却从来没有当面说什么。后来太太告诉我，我老板曾对她老板说，他觉得我这样做很可惜，是在走一条“浪费才华的路”。

我只是笑笑。实验照做，书照看。

考Step 1那天，我带了两块巧克力进考场，怕考试时间太长体力不支。中间休息时，别人靠着走廊的墙翻书，我觉得这时候看书只会把脑子看乱，干脆跑出去抽两根烟。有些题实在拿不准，排除到最后还剩两个答案，我就在心里把天上的文曲星和地上的地藏王各拜一拜，然后随便涂一个，反正有一半机会蒙对。

考试结束以后，等待成绩反而比考试更折磨人。大约一个月后，父亲打电话来，说家里收到一封信，看起来像成绩通知。我问：“上面写什么？”

父亲英文不好，说句子看不懂，不过左上角有四个字母。

然后一个一个念：“P——A——S——S。”

我说：“这就够了，下面不用看了。”

父亲很高兴，问：“那是不是不用再考了？”

我说：“这才一半呢。”

接下来是临床各科的Step 2。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已经不那么害怕，又复习了几个月，第二次走进考场。考完出来，我心里知道，大概过了。

晚上11点，我抽完最后一根万宝路，一直抽到海绵蒂头烧红，然后把剩下的大半条烟扔进垃圾桶。从插队时开始，我已经抽了二十年烟，一天差不多两包。既然以后要去做临床医生，总不能一边劝病人戒烟，一边自己站在医院门口吞云吐雾。

可戒烟远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开始几个星期，嘴里总觉得少了东西。太太跑遍波士顿，找来各种最辣的辣椒和辣酱。我这个平时连微辣都不太敢吃的人，一想抽烟，就往嘴里放辣酱，辣得满脸通红、汗如雨下，硬是把“往嘴里放东西”这件事弄成一种折磨。三个星期以后，胃有些受不了了，对香烟的想念倒真的淡了。

从那以后，再没有抽过一根烟。

不久，父亲又打电话来。

第二份成绩单上，又是一个：PASS。

考板终于过去了。我很快发现，真正困难的还在后面。

03

五百二十封申请信

接下来要申请住院医。起先我只给周围三十多家内科住院医培训项目寄了申请。那时我觉得，自己有博士学位，有科研经历，考试也都过了，怎么也应该有几家愿意见我吧。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石沉大海，连拒绝信都没几封。我开始疑神疑鬼，怀疑是不是个人陈述里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或者邮局把材料寄丢了。后来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医学院毕业已经十几年，又是外国医学院毕业生，年龄不占优势，考试成绩虽然过了，也远没有高到让人一眼相中的程度。

这个念头一生，顿时后背惊出一身冷汗。既然多个负面因素降低了我进住院医的几率，就必须主动全面出击，以大数量补强小概率。最后，大约寄出了五百二十份申请。

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方便的网上申请。推荐信、简历、成绩单、个人陈述，一份一份复印、折叠、装信封、贴邮票。全家五个人围着餐桌坐成一圈，像一条小型流水线：折纸，塞信封，封口，贴邮票。

五百二十封。事后回顾，不禁感叹：此生不易啊。

大批申请寄出以后，面试终于渐渐来了。内科、神经内科、病理、麻醉，各种机会都有。我去了纽约、佛罗里达、亚特兰大，也飞到过南达科他。

去南达科他的那一次，我至今记得。芝加哥转机以后，是一架只能坐几个人的小飞机。外面风雪茫茫，飞机在黑夜里颠来颠去。我坐在里面，越看越觉得这哪里是飞机，简直是一件会飞的玩具。一路上心里默念：天皇皇，地皇皇，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坏事，千万别让我这么早就交代在这里。最后总算平安落地，手掌却被自己掐得生疼。医院不错，人也很好。回程时雪已经停了，从飞机窗往下看，整个大地一片白，一直铺到天边。我心想：挺好的医院，挺好的人儿，可我不会去那里，那地方会憋死人的。当然，如果最后实在无处可去，大概率还是会去的。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收到新泽西中部一家医院神经内科的录取通知。那些日子里，我虽然在人前装作若无其事，心底其实煎熬得很。录取信真正拿到手里时，才觉得压在胸口几个月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高兴没有多久，新的问题又来了。神经内科正式训练之前需要先完成一年内科，而这家医院不提供第一年的培训。我又卡住了。

一位朋友听说后说：“你已经是他们半个人了，为什么不直接开车去找神经内科主任，让他帮你？”

一句话点醒了我。第二天，我真的开车去了新泽西。神经内科主任听完，当着我的面给另一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打电话。对方说，可以，先来面试。我当天又赶去那家医院，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双方一拍即合，当场签了合同。

清早出门时，我心中惴惴，自己估计成功机会不到百分之十；傍晚返程北上，合同已经放在车里，不由意气风发，顾盼睥睨。

自此摒弃来美初衷，中途改换赛道。此后，常在夜深之际回首，却从未曾后悔。人可以为自己规划无数条道路，可现实像大山一样横亘在面前时，是低头挖山，还是另寻一条路绕山而行，有时真的会改变一生的命运。年轻时总以为只凭自己的力量便可以移山，经历多了才知道，人力终有不逮之时。

1997年6月底，我离开住了四年多的波士顿，前往新泽西。

我真正的美国行医生涯，就要开始了。

04

从什么都不会开始

1997年7月1日，我第一次以住院医的身份走进Jersey City Medical Center。

第一天上班，上级住院医带我看完一个病人，随口交代了一句：“Start an IV. D5/NS, 100 cc/hr.”

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D5/NS是什么，我还可以回头查；100 cc/hr也大致明白，可“Start an IV”不是写张医嘱就完了——在这家医院，住院医得自己动手给病人扎针。

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扎过静脉针。

在中国医学院读书时没有真正做过，后来又离开临床十几年，在美国一路读博士、做科研、考Step 1、Step 2，折腾了这么多年，终于当上了住院医，第一天却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静脉针都不会扎。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护士帮忙。一位菲律宾护士看出了我的窘迫，没有笑话我，拿来东西，一步一步教我怎么找血管、怎么进针、怎么固定。我就在她旁边照着做。

那大概是我在美国临床医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后来我常常想，考试通过了，只能说明你有资格走进医院；真正成为一个医生，是从走进医院做住院医以后才开始的。

刚开始时，带我的高年级住院医显然对我不太满意。现在回头看，我并不怪他。一个住院医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人家对我没有信心也很正常。自己能力不济是主要原因，也不必怪别人不大气。

好在临床这件事，许多东西不会就是不会，学会了也就会了。每天跟着做、跟着看，不懂就问，晚上再回去查书，我就这样一点一点追了上来。

病历也不会写。我总觉得病史越详细越显得认真，一写就是长篇大论。一次二年级住院医看完，说：“你以为在写小说吗？剪掉四分之三吧，多讲讲临床判断（impression），让人家看到你究竟在想什么。”

这句话后来我记了很多年。自己做了主治医生以后，再看年轻医生的病历，才真正明白：病史当然重要，但医生的价值不在于把所有东西都抄进去，而在于你从这些资料里看出了什么，做出什么判断，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Jersey City Medical Center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慈善医院。九十年代时，庞大的建筑群已经相当破败，医院周围有铁丝网，入口处有保安。这里离纽约只有一条哈德逊河，病人却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贫困、酗酒、吸毒、HIV/AIDS，以及各种被生活抛到社会边缘的人。

我家住在新泽西中部，因为太太和孩子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社区和好一点的学区，每天开车到医院三十多英里。早晨五点左右出门，晚上堵车时常常要一个半小时甚至更久才能到家。最后一段离开大路、进入住宅区的小路很安静。我常常摇下车窗，闻着路边花草和泥土的气味，好像要把在医院里吸了一整天的浊气换出去，再推门回家。

第一年的工作强度，用今天的标准回想，近乎不可思议。我们不仅管病人，还要自己抽血、埋静脉针、插胃管、导尿，后来还做腰穿、中心静脉、动脉导管，跟着高年级住院医处理各种抢救。一个四天的轮转周期里，有时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再接十二小时、二十小时，睡眠被切得七零八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周末。

最难熬的是凌晨两三点。医院巨大的走廊空空荡荡，脚步声听起来都显得孤独。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两条腿像灌了铅。如果碰巧有几分钟空闲，就去值班室斜着睡一下，可BB机几乎从来不会让人睡超过十几分钟。有时从浅梦里突然被叫醒，一时间连话都说不清楚，脑子还在梦里，嘴上已经开始给护士下医嘱。

医院里一声“Code Blue”，负责抢救的住院医会从各个角落跑过去。低年级住院医把床头板拆下来垫在病人背后，跪在床边开始胸外按压，高年级住院医下医嘱，护士推着抢救车给药。有的病人几分钟以后恢复心跳，有的抢救半个小时，最后大家慢慢停下手来。年轻病人尤其难放弃，而那些年老多病、早已没有什么生活质量，但家属坚持“一切都要做”的病人，又让人第一次开始面对医学里许多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那一年还有一种压力，是今天的年轻医生很难完全体会的。医院里有大量静脉吸毒和HIV/AIDS患者。我们第一天报到时，那位个子不高、留着浓密胡子的住院总问这批新兵蛋子：“你们在这里一到三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好好学业务，真诚对待病人，成为一个好医生。

他摆摆手：“错了，错了。”

“最重要的是，等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被病人的针扎到过。”

那时有效的HIV治疗刚刚出现不久，还远没有后来这样成熟。我们每天替病人抽血、埋针、抽动脉血气，许多静脉吸毒者的血管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一个用过的针头如果扎进自己的手指，足以让一个年轻医生很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抽动脉血气。有些病人瘦得皮包骨头，手腕的桡动脉又细又滑，针扎进去非常痛，病人本能一缩手，操作者就有可能被针头扎到。每次做这些操作，我都会想起住院总第一天那句话。

这一年下来，我幸运地没有被针扎过。

除了危险和疲劳，这一年也让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些人生。很多病人年纪并不大，没有工作，长期吸毒，手臂甚至脚背布满针孔。有些人的外周静脉早已被打烂，住院后护士好不容易替他埋好一条静脉通路，人却突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医院替他们建立的静脉通道，有时反而成了最方便的吸毒途径。过几天，其中一些人又会被救护车送回来——有的抢救回来，有的就此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我那时曾经想把这些人的故事记下来。因为接触多了以后才发现，这些看起来已经把人生过得一塌糊涂的人，并不是一出生就准备成为瘾君子的。他们也有父母、家庭和童年，也曾经爱过人，被人爱过，也有过后来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征得一些病人同意，只用姓名缩写记下他们的经历，想着有一天整理出来。可惜几年后搬家，这些笔记不知所终。

住院医的日子很苦，却也不全是苦。

有一位古巴裔内分泌医生，医学知识又广又深，出了名地喜欢在查房时突然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对于我这种靠几个月突击复习考进来、却没有多少临床经验的人来说，由他带查房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后来我发现他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打乒乓球。

一天中午，他打赢了几个人以后把目光投向我：“你是中国人，一定会打乒乓球。”我犹豫了一下，拿起直板。前面已经看他打过几局，大致知道他的弱点，于是第一局很快把他打下来了。没想到他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双眼放光，近乎恳求地让我再打一场，最好三局两胜。第二局，我先扬后抑，最后以两分之差输给了他。一比一以后，他更认真了。最后一局，我以比较大的比分输掉。

他赢得十分兴奋，虽然也曾用狐疑的眼神盯了我片刻，大概怀疑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放了水，但很快又沉浸在“打赢中国人”的喜悦之中。

自从那次“乒乓外交”以后，他查房时再也没有对我穷追猛打，即使有问题，语气也婉转了许多。后来偶尔想起此事，我也会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那天我直落三局干倒了他，以后大半年的日子会不会很难熬？

05

被“魔鬼训练”逼着成长

刚进医院时，我比同年级住院医落后很多。他们多少都有一些临床经验，我却是真正从头开始。可美国住院医训练有一点很特别：它不会等你慢慢准备好再把病人交给你，而是先把你扔进水里，然后逼着你学会游泳。

第二个月，一位传染科女医生带教。她说话很快，对我似乎怎么看都不顺眼。有一次查房，她突然让我给病人做完整的神经系统检查。我老老实实地说：“对不起，我还没有正式开始神经内科训练，不会做完整的一套。”

她的脸一下沉下来：“一个神经内科住院医连神经系统检查都不会，干脆回家算了。”

旁边一位二年级住院医替我解释，说一年级现在做的是内科，本来就还没有接受系统的神经科训练。

她哼了一声：“明天早上，第一个就讨论这个病人。全套神经检查。”

偏偏那天又是我的长班，晚上还收了一个后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我猜第二天晨报很可能也会抽到这个病例。于是整整一夜，只要有一点空，就赶紧翻书：一会儿看十二对颅神经，一会儿看运动、感觉、反射、前庭和高级皮层功能，一会儿又回去补急性心梗。天快亮时，人已经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第二天，心梗病例果然被抽中。晨报结束以后，又轮到神经系统检查。好在前一夜死记硬背了不少东西，二十几分钟一项一项做下来，居然过关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带教医生曾在科室会议上提出，要把我转入probation，也就是观察期。一位年长的肾科医生反对。他说：“他刚来的时候确实什么都不懂，但现在已经不比任何一个一年级住院医差。而且勤恳肯学。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成长趋势。”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一个人刚刚起步、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有人愿意看到的不是你今天有多差，而是你正在往哪个方向走，这种支持有时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也在那时对自己说：将来无论到了什么位置，都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受过的压力和委屈，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原样施加到后面的人身上。

后来我做住院总，后来自己带住院医，这件事始终没有忘。

还有一位白发白须的老神经内科医生，也让我记了很多年。一次会诊，一个病人说过去两个月只要一动头就天旋地转，不动就不晕。我看完以后想当然地说，下一步应该做MRI，排除后颅窝占位。

老头没说什么，把病人放平，转头、翻身，在床上折腾了几个来回。几分钟以后让病人坐起来，问：“怎么样？”

病人说：“好多了，还有一点晕，不过能走了。”

老头转过来告诉我：“这是典型的耳石症。” 他告诉我，医学很多时候靠的是逻辑、检查和判断，不是什么都先开一张检查单。我站在那里，老老实实把他的动作记了下来。后来独立行医二十多年，我不断改进耳石复位的方法。有些已经做过理疗、效果仍然不好的病人，我会亲自做，大多数还能解决。

这么多年以后回头看，那位老医生真正教给我的，并不只是一个操作，而是一种临床思维：医学不是知道得越多越好，而是要知道眼前这个病人最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下一步真正需要做什么。

住院医第一年快结束时，还发生了一场大难不死的车祸。

那天下午我要去急诊室上班，天色阴沉，路上开始下雨。小女儿那时才半岁，正在发烧，我大概一路还想着孩子的事。开到高速出口时，一不留神错过了出口。眼看再往前开很可能迟到，我竟然做了一件现在绝不会做的蠢事：刹车以后，缓缓倒车，想退回出口。习惯性地往后视镜一瞥，我一下魂飞魄散。一辆巨大的双挂大货车，像一座黑色的大山一样从后面压过来。司机显然也刚刚发现前面居然有一辆小车在倒退，猛踩刹车。雨后的路面很滑，巨大的车身开始横着往前推，整节车厢向我扫过来。

那一瞬间，我知道躲不过去了。

奇怪的是，人到了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东西根本来不及选择。没有想到事业，也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办，最后只有一句：

“唉，小女儿才半岁……”

随后一声巨响。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居然还坐在驾驶座上。活着。

我的丰田车后备箱和整个后排几乎都被压扁，左侧车门变形，玻璃破碎，驾驶室却奇迹般保住了。我从另一边爬出去，站在雨里回头看那辆几乎已经报废的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次真是捡回了一条命。

那天原本是去急诊室处理别人伤病的，结果最后自己戴着颈托坐在急诊室，让同事来接我回家。

第二天以后，日子又照常继续。

住院医大概就是这样。今天觉得自己差一点死掉，明天闹钟一响，还是得爬起来去上班。一年内科结束时，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连静脉针都不会埋的新手。大量的病人和近乎残酷的训练，把一个临床上的门外汉硬生生逼成了一个能够独立处理大多数内科住院病人的医生。内科主任甚至对我说，如果现在重新收到我的申请，他会愿意把我留下继续做内科。

我真的动过心。毕竟内科已经熟悉，留下来意味着少走很多弯路。可最后我还是没有留下。

原因说起来有些迂腐。当初我走投无路，到处寻找一个愿意接纳我的位置，是神经内科主任给了我机会，又帮我找到了第一年的内科培训。如今内科已经熟悉，如果因为这里舒服就改换门庭，我总觉得有些不仁不义。不管是迂腐也好，愚蠢也好，总是不能负人。

于是，我回到原来的神经内科项目，开始后三年的专科训练。

06

从住院医到住院总

与第一年的内科相比，后三年的神经内科训练在体力上稍微轻松了一些，却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医学的另一面：我们能够诊断越来越多的疾病，却并不意味着都有办法治疗；能够延长生命，也并不总等于能够改变生命的结局。

住院医时代，我见过很多后来再也忘不掉的病人。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身高六尺多，体重三百多磅，在我眼里简直像奥尼尔一样高大。他因为轻微走路不稳来到医院，MRI一做，一个巨大的肿瘤横跨左右额叶，是典型的胶质母细胞瘤。那个年代，这几乎就是一张死亡判决书。一天，他告诉我：“我要回家。” 太太几年前去世以后，他一直很孤独，开始喝酒。唯一的女儿因此和他关系恶化，甚至不愿意让他见外孙。我们劝他治疗，他却已经决定什么也不做，也签下DNR/DNI。后来，他因为持续癫痫再次被送进医院。肿瘤已经进展得很厉害，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临终前，女儿终于带着外孙来了，在床边大哭一场。据说老人到最后也不知道女儿已经原谅了他。

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地思考：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怎样面对死亡？

医学当然希望延长生命，可如果一个清醒的人已经决定不再治疗呢？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化里，家属往往觉得只要还能治，就应该治到底；在美国，我却越来越多地看到病人把自己对身体和生命的决定看得极重。

我不知道哪一种一定正确。医生很多时候，只能站在中间。

还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孩，患的是MELAS，一种线粒体疾病。她已经经历过多次脑卒中，偏瘫、失语，癫痫也难以控制。几年以后，四肢已经痉挛变形，几乎没有交流能力。疾病不会逆转，只会越来越重。可她的母亲始终守在床边。那是一位单亲妈妈，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女儿，替她擦洗、翻身、喂食，轻声和她说话，即使女儿可能已经听不懂。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感到母爱可以强大到几乎没有边界。

可与此同时，作为医生，我也会忍不住问自己：这样没有任何恢复希望、每天仍然接受各种治疗的生命，对这个女孩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同样没有答案。

还有一天，我去急诊室会诊，发现病人竟然是医院里认识的一位放射科医生，才四十多岁。那天上班时，他觉得左手间歇性发麻，自己去做了MRI。作为放射科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屏幕上那一大片周边强化的肿瘤意味着什么。太太和两个女儿赶到急诊室时，一家人哭成一团。

他躺在那里，一遍遍地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啊？” 一年多以后，他去世了。

医学训练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最大的变化也许并不是知道得越来越多，而是逐渐知道，有多少事情其实无能为力。

也就在这几年里，父亲得了结肠癌肝转移。我把他接到自己第一年培训过的医院，找熟悉的外科医生替他做手术，也和肿瘤科医生反复讨论后续治疗。作为一个正在接受医学训练的人，我能够听懂所有检查，能够看懂影像，也知道每一种方案意味着什么。

可知道得越多，有时反而越痛苦。后来我把父亲送回杭州。陪了他六天以后，他坚持让我赶快回美国继续训练。三天后，父亲去世。

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仍然是我心里很深的一处伤。是父亲当初问我女儿大学学费怎么办，逼着我真正面对现实；也是他在我准备考板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替我照顾家庭、替我收成绩单，在电话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PASS”。而当我一步一步重新成为医生时，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作为医生，可以替许多陌生人解除痛苦；作为儿子，却未必能够替自己的父亲多做多少。

第三年后期，培训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第四年做住院总，而且不是通常轮几个月，而是整整一年。我没有立刻答应。

第二天，我告诉他，可以做，但有几个条件。其中一条是，低年级住院医夜间碰到新病人，先找我。能解决的，我来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打电话给值班主治。还有一条，晨报时不要把低年级住院医逼得下不了台，分寸由我来掌握。我没有忘记第一年时，自己站在那里被问得满脸通红是什么感觉。

主任答应了。

于是本来应该相对轻松的第四年，反而又成了一个很少能够完整睡觉的年份。低年级住院医半夜打电话来，如果我懂，就在电话里和他讨论清楚；如果碰到自己也不确定的病例，我会让他半小时以后再打回来，自己坐起来翻书。床头柜上常年放着几本神经内科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的书。有些问题查完以后能够解决，有些复杂到自己也云里雾里，那就老老实实打电话给值班主治。

这样一年下来，虽然累，临床能力却涨得很快。

白天，我开始更多地教低年级住院医。讲一个病例时，会把它拆开来：这个症状说明什么？病灶可能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诊断排在前面？哪一项检查真正能够改变处理？当自己开始能够把这些问题讲给别人听时，我才意识到，那些曾经让我胆战心惊的神经解剖和定位，已经不再那么可怕。

住院总这一年，我也有意识地加强以后独立行医真正用得上的技能：脑电图、肌电图、肉毒素治疗、神经影像。尤其神经影像，我跟着几位水平很高的神经放射科医生读了很长时间的片子。唯一的问题是读片室实在太暗，而我晚上又总缺觉，经常坐着坐着眼皮就往下掉，只好偷偷掐自己的大腿。

毕业越来越近。我也不得不决定，下一步究竟往哪里走。

07

终于成为一名美国执业医生

摆在面前的大致有两条路：继续做专科培训fellowship，走临床学术道路；还是直接开始独立行医。

两边我都申请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亚特兰大的Emory都愿意接受我做fellow。Emory甚至暗示，两年神经肌肉专科训练以后，很可能可以留校，从助理教授开始，重新走一条临床学术道路。

我认真想了一阵，然后觉得有点好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最后还是回到大学里做学术，当初何必放掉科研，重新啃十几年前的医学课本，考一轮又一轮考试，再像剥掉一层皮似地熬过四年住院医？更何况，我的年龄已经不占任何优势。于是，我放弃了fellowship，把注意力转向独立行医。

最后，我选择了肯塔基南部的一个大学城。那里有一家已经存在七十多年的多学科私人诊所，当时有四十多位医生。神经内科虽然一直有人，却二十多年没有真正发展成一个科。诊所负责人告诉我，他希望我加入以后，把这个科做起来。

第一次去面试时，大雪几乎把飞机耽误掉。太太带着三岁的小女儿一起去，在城里转了转，甚至特意去中餐馆看看这个白人为主的小城，对亚洲面孔究竟是什么态度。答案似乎还不错。诊所里不少医生专门过来和我见面。负责人谈了大半天，第二天递给我一份合同，又拿笔把原先广告上的工资划掉，往上加了30%以示诚意，希望我取消其他地方的面试。

那一刻，我多少有一种终于被人真正需要的感觉。

2001年6月8日，我参加毕业典礼。

四年的住院医训练结束了。

临走前，我去见神经内科主任，请他留一句话给我。那是一个总把衬衣熨得一丝不苟的意大利后裔。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说：“我不担心你做医生的能力。”

然后停了一下，说：“医生在社会上往往是被人尊重、被人需要的人。我只希望你以后记住一件事：对参议员和勤杂工，要一视同仁。” Treat the senator and the janitor exactly the same.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这句话，我却记了二十五年。

毕业以后，我们卖掉新泽西的房子，带着一家老小搬到肯塔基。中间自然又有许多鸡飞狗跳的事情：搬家、买房、扔家具、租卡车、长途开车。年轻时总觉得人生的事情可以像实验步骤一样，一环扣一环安排妥当；如今年纪大了再看，才知道那其实是一种近乎莽撞的自信。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到了。

2001年7月，我即将第一次以一个独立执业医生的身份走进自己的诊室。十年前，我认定自己绝不会在美国做医生。十年后，我站在肯塔基南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准备以医生为职业度过余生。

人生有时大概就是这样。年轻时总觉得只要规划得足够清楚，就可以沿着自己设计的路线一路走下去。后来才知道，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最初的计划，而是某个看似偶然的转弯：父亲的一句话，一次没有等来的面试，一封迟迟不来的住院医录取信，一个在走投无路时愿意替你打电话的人，一位在你最差的时候仍然肯说“要看他的成长趋势”的老师…… 一点一点，把人推到了另一条路上。

到这里，我终于不再是一个学生了。下一次走进诊室，不会再有导师站在身后告诉我该怎么做。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决定，都将由自己承担。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执业医生。至于后来二十多年的行医生涯，又把我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医生——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

The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hysician Entrepreneurs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是成立于2014年的非盈利性的美国华人医师组织。拥有近千名来自全美各地、不同专业的华人执业医师。

网址：www.scape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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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

黄鹂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Doctors Medical Center

陈雄鹰 - 美国阿拉巴马州 Jackson Hospitalist Group

程丽蓉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Kaiser Permanente

熊丁丁 - 美国全国儿童医院托莱多分院 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 Toledo

主编：

张晓彤(Gloria) - 美国俄亥俄州 Cleveland Cli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