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可法判“七不可”的朱由崧，为何还是当了南明皇帝？

1644年，明朝还剩半壁江山。

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消息传到陪都南京，百官相顾失色。亡国在即，当务之急是拥立一位新君，延续朱明香火。可就在这场关乎国运的定策之争里，一个最不该被推上位的人，偏偏被硬生生推上了龙椅——他便是福王朱由崧，后来的南明弘光帝。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一批正派大臣，早就给这位人选开出过一张触目惊心的"否决书"，列出了他不配为君的七大罪状——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属、不读书、干预官员。史可法甚至直言：此人不忠不孝，恐难以主宰天下。

如此一个被朝中重臣公然定性为"昏庸"的候选人，本该与皇位绝缘。可这场定策，最后竟真的落到了他身上。

更诡异的是，这个结局，冥冥中竟与四十多年前的一场千古闹剧遥相呼应——那是朱由崧的亲爷爷、明神宗万历皇帝，为宠爱一个"爱子"而差点搅乱国本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今日，我们就抛开"亡国之君"四个字的简化标签，看看到底是谁，把一个王朝最后的火种，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一、那场差点动摇国本的"福王之争"

要读懂朱由崧，得先从他爷爷万历皇帝说起。

明神宗朱翊钧一生最宠爱的，是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就是朱由崧的父亲、后来的"老福王"。万历爱屋及乌，一门心思想把皇位传给这个爱妃之子，可那时他的长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早已按伦序是储君人选。一个是无宠爱但有名分的长子，一个是受宠但非嫡长的幼子——立谁，成了万历朝最烫手的一道难题。

史称"国本之争"。为了这件"皇家家务事"，皇帝和文官集团足足斗了三十年：群臣屡次上疏，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逼万历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则一拖再拖，反复横跳。这场斗争衍生出接二连三的惊天大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搅得朝野鸡飞狗跳。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才迫于压力，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把心爱的朱常洵封为福王，打发到洛阳就藩。

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储闹剧，埋下了一根极深的刺：从皇族到东林党人，四十年来无数恩怨，全都系在这个"福王"二字上。谁都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根刺竟成了朱由崧能不能登基的真正导火索。

而朱由崧本人，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阴影里长大的。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他从小在洛阳王府锦衣玉食、骄纵跋扈惯了。据说他手掌肥厚得异乎常人，崇祯皇帝见了都皱眉。这么个从小被宠坏、又不爱读书的藩王世子，原本一辈子当个混吃等死的宗室了事——可乱世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

二、雪夜亡命：从锦衣玉食到丧家之犬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

老福王朱常洵从城上凭绳索坠下，躲进迎恩寺，却仍被农民军搜出杀害。据说农民军把这位"养尊处优、肥硕无比"的王爷杀后，还戏称要办一次"福禄宴"——连他的名号都拿来玩笑。巨变之下，朱由崧和嫡母邹氏趁乱逃出，从此踏上长达数年的亡命之路。

沦落为丧家之犬的滋味，他尝了个遍。一家人东躲西藏，辗转流亡。为了躲兵祸，一位皮匠常应俊曾背着他在寒冬雪地里走出数十里，才让他捡回一条命。昔日福王府里锦衣玉食、呼奴唤婢的世子，如今却要靠一个皮匠的脊背才不至于冻毙于风雪。

崇祯十六年（1643），他袭封福王。可此时的大明，已是风中残烛，福王的头衔救不了他。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再度西进，朱由崧再次逃亡，途中与嫡母走散，一路狼狈逃到淮安，和潞王朱常淓等一同栖身湖上舟中。乱世里的藩王，命如草芥——别的王爷逃难还带着家眷随从，唯独他孑然一身，只带着皮匠常应俊等几名随从，惶惶如丧家之犬。

可恰恰是这个落魄到极点的福王，在北京陷落、崇祯自缢之后，成了南京群臣面前绕不开的一个人选。原因无他：按封建伦序，他是神宗的孙辈里、最近的血脉——崇祯诸子已落入起义军之手生死未卜，天下宗室有资格继统的，福王当居其首。

于是，"立谁"成了定策之争的核心。

三、"七不可"的皇帝：一场注定倾覆的登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朝堂上爆发了著名的"立贤"与"立亲"之争。

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立较有贤名的潞王朱常淓，理由是福王朱由崧身上背着"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史可法甚至专门罗列了这"七不可"，态度鲜明地否决福王。

可凤阳总督马士英不这么想。他私心以为：一个荒淫庸懦、便于摆布的皇帝，才更合自己的心意。于是马士英暗中勾结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又拉拢驻守江北手握重兵的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打着"拥立有功、分享权柄"的旗号，武力背书朱由崧。大势已定，史可法等人虽满心不愿，却在强兵压境之下，只能接受现实。

顺治元年（1644）五月，朱由崧在南京先称监国，随即即位称帝，改元弘光。史可法、马士英并为大学士。一个被朝中正派大臣当众判了"七不可"的人，就这么半推半就地，成了南明第一任皇帝。

弘光朝开局，并非全无可为。它所据的江南，富庶甲天下、兵多将广、人才济济，恰是明朝乃至整个南明最有希望翻盘的力量——这支力量若经营得当，未必没有与满清周旋的本钱。可朱由崧即位后，把优势糟蹋得一干二净：

他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宠信马士英一党卖官鬻爵、搜刮民财；他排挤史可法等忠臣，逼得这位德高望重的兵部尚书出京督师扬州，在"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里孤掌难鸣。最致命的是，弘光朝廷始终把李自成义军当头号大敌，对真正扑面而来的清军漫不经心、一误再误。

内耗比外敌来得更快。顺治二年（1645）正月，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兴平伯高杰，降清而去；不久，宁南伯左良玉又打着"清君侧、诛马阮"旗号从武昌东下，自己病亡后其子继续进兵——马士英竟置江北防线于不顾，把军队全部调去抵御左家军。就在这自毁长城之时，清豫亲王多铎率八旗铁骑南下了。

四、兵临城下，他关起门来听戏

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

镇守扬州的史可法，死守孤城，城陷被俘后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清军随后在扬州大肆屠戮，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消息传来，南京朝廷瞬间土崩瓦解。

而此时的弘光帝朱由崧在做些什么？据记载，听说扬州失守，这位皇帝不是组织抵抗，而是下令关闭所有城门，招来梨园子弟，在宫内饮酒唱戏、寻欢作乐，一直闹到深夜二更。江山都即将倾覆了，他还在听戏。

直到二更天，他才遣散戏班，带着十几名贴身太监，从通济门连夜逃出南京，直奔芜湖，投奔靖南伯黄得功的大营。他这一逃，南京群臣如鸟兽散。次日，忻诚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一班文武，打开城门，冒雨跪在路旁，向清军主帅多铎请降——大明二百七十七年江山，在这片旧都的雨里，就此画上句号。

败局之下，朱由崧依旧逃不掉。在芜湖，降清的刘良佐勾结黄得功部将田雄，谋杀了忠勇的黄得功，把朱由崧俘虏献出。有意思的是，被押回南京时，这位亡国之君坐在一辆无幔的小车里，两位爱妃骑着毛驴跟在后面，他竟还能"嬉笑自若"，甚至还打听了一句："那个奸臣马士英，逃到哪里去了？"

不久，他被押往北京。顺治三年（1646），弘光帝朱由崧在京师被处死，年仅四十岁上下。南明最有机会的一次复兴，从登基到覆灭，前后不过一年，如昙花一现。

结语

你会替朱由崧喊冤吗？也许会有人说：明朝之亡，早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里就埋下了祸端——一个被帝王偏爱、被朝臣痛恨了两代的"福王一脉"，凭什么要在国破家亡时，去扛起整个大明最后的希望？

这或许才是朱由崧最深的悲剧：他不是被选出来的"明君"，而是被一场混战推上位的"工具"。东林党人反对他，是因为四十年前他与朝臣的旧怨；马士英支持他，是贪图他便于摆布的昏聩；四镇拥立他，是盯着拥戴之功的那点利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真正想过——他能不能救得了这个国家。

于是，江南的兵、江南的财、江南的人才，就都消耗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荒诞喜剧里。史可法血沃扬州，留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千古遗训；而朱由崧，躲进戏楼熬完了大明的最后一夜。

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不是毁在某个人的手上，而是毁在无数人各怀私心的合力里。只是这一次，所有的不甘与错判，都沉重地压在了那辆驶向北京的无幔小车上。

你觉得——弘光朝的速亡，是昏君朱由崧一个人的罪过，还是东林党争、武将乱政、国本旧怨共同酿成的苦果？如果当年史可法执意立了潞王，南明能多撑几年吗？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历史#​#明朝#​#朱由崧#​

史料来源：故宫博物院《南明弘光政权及其覆灭》、朱由崧百科（"七不可"、雪夜皮匠背行、袭封福王、逃淮安）、中国经济网《明朝"七不可"福王朱由崧为何登基》（黄册充防工、梨园二更、无幔小车被俘）、明昭陵/央视《南明首辅马士英》、光明网《弘光纪事·国变定策》（国本之争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