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好好吃饭。
教给我这个道理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我外婆。
大学时，我在图书馆随手抽出一本《故乡的食物》，本打算翻两页就还回去，结果一坐就是一下午。他写炒米，开头就引自己小时候读过的《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他写高邮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他写昆明的雨，写牛肝菌、青头菌、干巴菌，写“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读着读着，我肚子咕咕叫，心里暖烘烘的。
汪曾祺在《食事》里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吃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写得最动人的，永远是那些最普通的家常滋味。他在认认真真地回忆自己吃过的一粥一饭，好像在说：这些饭，我都好好吃了，所以它们都留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想，那分量不在食物本身，而在食物后面站着的人，以及那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认真、郑重、不敷衍。
这让我想起故乡的外婆。她不会写文章，说不出“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样漂亮的话，但她做每一顿饭、酿每一缸酒、打每一次糍粑，都像是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用故乡的味道教会我认真对待食物。
小时候在外婆家住，最喜欢的是端午节前外婆包的粽子。白粽要用竹筷戳着吃的，暗绿色的粽叶剥去，糯米还冒着热气，竹筷一戳，往白糖碗里一滚，顾不上烫嘴，一边呼哧呼哧吹气一边迫不及待地塞到嘴里。或是把去年年底做的香肠切碎，拌到泡好的糯米里，做成肉粽，还没出锅时香味就飘出来，馋得人心痒。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好好吃饭”，只觉得外婆做的东西，吃起来特别香，香得让人舍不得狼吞虎咽，想一口一口慢慢嚼。
外婆酿米酒也是认真的。糯米饭蒸熟，一大团搁在大缸里晾凉，用饭勺拍紧，中间按出一个小窝窝，放上酒曲，再把大缸封严实，盖上还要搁一把菜刀。小时候好奇，问外婆为什么放菜刀。外婆说不出所以然，只说放上菜刀，米酒才酿得又多又醇美香甜。
冬天的清晨，外婆常常给我和表弟表妹们一人煮一碗米酒酿蛋，米黄色的汁液泛着泡沫，浮着金黄的蛋花和一粒粒白白的、略微枯萎了的米粒，勺子一搅，便能戳中饱满鲜红的枣。一碗下肚，温暖可以持续一整天。
等到再长大一些，回外婆家的频率就低了。每次去，她总是特地给我打糍粑。小时候在农村，哪家人做喜事，便大张旗鼓地打糍粑，村里强壮的男人们一齐抡起长木棍，喊着号子，打完之后分成盘子那么大的块，中心点一个喜庆的红点点，挨家挨户送过去。
外婆搬到城市后，大张旗鼓是打不了了，只有一个小缸和洗干净的洗衣锤。但糍粑照样打得成。糯米饭趁热放进缸里，外婆扶着缸翻面，外公拿着棍子或搅或捶，直到所有米粒融为一体，外公额头布满密密的汗珠。然后趁热把软糯的糍粑放在磨好的黄豆屑中，蘸着豆屑做成形状。黄豆是外婆自己种的，炒好磨成屑，那股豆香格外浓郁。混合着黄豆屑的糍粑，吃起来格外有滋味。
从求学到工作，我回一趟家总要隔半年。这在家乡象征着喜庆的糍粑，随着我的到来一次一次被打起。亲人们从来不会说爱，可那份情随着他们的汗水，打进黏黏的糯米糍粑中，再也分割不出来。
大学4年，我读完了汪曾祺几乎所有写吃的文字，从《故乡的食物》到《食事》，从《五味》到《人间滋味》。汪曾祺写故乡的食物，写炒米，写咸鸭蛋，写野菜，写咸菜茨菇汤。这些东西放在别处也许不值一提，在他笔下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我读得越多，越觉得他写的不只是食物。他写的是一个人对土地的眷恋，对旧时光的珍重，对寻常日子里那份微小欢愉的感激。而这份感激，最终会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后来我慢慢感受到好好吃饭的重要性。食堂的饭再普通，也坐下来认真吃完；偶尔自己煮一碗面，也要煎个蛋、烫几根青菜。当我认真对待一顿饭的时候，那顿饭也会认真对待我。胃暖了，心也跟着踏实了。
这就是汪曾祺和外婆一起教给我的事。汪曾祺用文字告诉我，四方食事都值得去尝尝，每一口滋味都值得被郑重对待。外婆用她的米酒、白粽和糍粑告诉我，故乡的滋味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是因为那里面藏着一代又一代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故乡的滋味让我好好吃饭。而好好吃饭，大概就是对故乡、对亲人、对生活本身，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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