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怎么把蝗灾从自己的土地上彻底抹去的？

要说哪种昆虫最讨厌，中国人的答案可能是苍蝇、蚊子、蟑螂。但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个答案可能是蝗虫。

2021年起，马达加斯加的蝗灾连闹5年，1300万人，也就是这个国家60%的人口，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光稻米的损失就占了全国一年需求的1/4。

2015年，俄罗斯南部80万公顷的农田被蝗群扫过，至少10%庄稼被吃光。

2019年到2020年，3600亿只蝗虫从东非一路平推到南亚，23个国家受灾，每平方公里的蝗群一天要吃掉35000人的口粮。

2025年7月，乌克兰南部爆发严重蝗灾，13万公顷土地受到影响，让这个处在战火中的国家雪上加霜。

把这份受灾名单从头看到尾，你会发现一个显眼的缺席者：中国。可要把时间往回拨一点，中国不但在名单上，还是资历最老、影响最大的那个。

2000多年里，中国有记载的大规模蝗灾就超过800次。秦汉时期平均8.8年一次，两宋3.5年一次，元代1.6年一次，明清2.8年一次。

1943年，仅河南一地，飞蝗就吃光了7个县的庄稼。蝗灾、水灾和旱灾并称中国三大自然灾害。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当了几千年主角的灾难，凭什么在中国退了场？

蝗虫的历史比人类文明长得多，2亿多年前就在地球上了。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就是田里那只普普通通的蚂蚱，绿色，独居，甚至有点排斥同类。

密度低的时候，蝗虫是互相嫌弃的，可它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开关。当环境合适，比如大旱之后，河流萎缩，松软裸露的滩涂漫山遍野，全是现成的产卵地。

蝗虫数量暴涨，同类之间开始频繁碰撞，体内的血清素飙升。蝗虫会在几十个小时内完成变身：体色发黑，性格狂躁，开始成群结队飞，散居的蚂蚱变成了群居的蝗虫。

所以蝗灾的本质就是这个开关被环境按了下去。而这个开关一旦按下，它就成了农业文明的死敌。

一只蝗虫每天要吃掉和体重等量的食物，一个蝗群一天推进上百公里。在没有化学工业、没有飞机的古代，农民面对它，约等于赤手空拳去面对一场会飞的大火。

《出埃及记》里说，蝗灾是降给埃及的十灾之一。在古人眼里，这属于神的领域，人力无解。

人类当然不是没有想过办法，而且想了2000年。中国古代试过挖沟掩埋、篝火诱杀，甚至还有吃蝗虫的记载，但靠吃是吃不完一天翻20倍的种群的。

到了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总结出一句话：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绝卵。灭杀蝗虫要在它起飞之前、孵化之前。

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但没有工具，总不能靠铁锹把黄淮平原所有的滩涂都翻一遍吧？

1875年，美国西部出现了人类观测史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聚集：落基山蝗虫群，按照估算，整个群落包含了3.5万亿到12.5万亿只蝗虫，盖住的面积比整个加州还大。

可这个虫群在30多年后彻底灭绝了。不是被杀光的，是农民开垦河谷，把它的产卵地一寸寸挤没了。所以正如徐光启总结的，蝗灾真正的解法是毁掉它的产房。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场打了几千年的硬仗。1951年，河北、安徽、湖北等78个县发生蝗灾，第二年蔓延到594个县。

国家发布紧急指令，全民动员，人工扑打为主，药械为辅。同年，河北黄骅县蝗虫密度高到每平方米4000只，全县紧急动员了12万人次除蝗，最后仍然损失了12000吨粮食。

人力有穷，蝗虫无穷，这场仗照这么打永远打不完。这时候，一个叫马世骏的人回来了。

1951年底，在美国拿到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的马世骏接到祖国的召唤，回到中国，国家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根治蝗灾。

马世骏没有先研究更厉害的杀虫剂，他把实验室搬到了洪泽湖边，带着团队日夜守着蝗虫，记水位、记室外温度、记土壤。

几年下来，他们摸到了那个开关的按钮：水位。滨湖和河泛地带，水退之后会留下大片淤滩，淤滩越大，蝗虫的产卵地越大。如果这些地方常年泡在水里，虫卵就会被淹死。

“旱极而蝗”，古人念叨了上千年的一句话，马世俊把它从谚语变成了科学原理：飞蝗爆发的主因是水旱相间。

于是马世俊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念：治蝗得先治水。1954年，他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虫”：拦洪蓄水，疏浚河道，让季节性裸露的滩涂常年淹没；垦荒种地，改种棉花，让蝗虫既没有产房，也没有杂草当口粮。

而这套方案恰好嵌进了国家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的大工程里，治水和治蝗变成了同一件事。到1960年，全国蝗区面积比1951年减少了58%。

但故事到这还没完，农田里的蝗虫摁住了，北方草原上还趴着另一只蝗虫大军，它们威胁的是畜牧业，而且纯靠人海加农药，成本高、污染重，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中国的治蝗又换了个打法：生物治虫。不直接灭杀蝗虫，而是养它的克星。

绿僵菌是一种专门感染蝗虫的真菌，孢子穿过蝗虫体壁，能让蝗虫像僵尸一样死去。死虫留在土里还能继续传染同类，一次施药效果最长能维持8~10年，对人和鸟兽还无害。

在新疆草原上，我们人工筑巢，招引粉红椋鸟。这种鸟一天能吃掉120~180只蝗虫，效率比人力高得多。

2000年新疆北部蝗灾，我们甚至把10万只鸡鸭送进了草原，直接扫平了近百万亩蝗区。吃了蝗虫的鸡鸭，肉和蛋的品质反而更好，农牧民还多了笔收入。

2000年之前，中国草原蝗虫年均发生面积超过3亿亩，用上以绿僵菌为主的生物防治之后，一下就压到了1.2亿亩以内。中国的生物治蝗标准后来成了国际标准。

当然，能把蝗灾压到这个程度，除了人的努力，中国还有一层老天爷给的底盘。

危害中国的主要是东亚飞蝗，它的适生区河湖滩地恰恰是被水利工程改造得最彻底的地方。而世界上最凶的沙漠蝗，想从非洲、南亚进中国，得先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

再加上覆盖全国的监测预报体系，例如内蒙古草原上，每10万亩地就有一名牧民测报员。蝗灾在中国已经很难再集齐爆发的条件了。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的灭蝗经验已经这么丰富，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依葫芦画瓢呢？

因为中国这套东西并不只是一个技术包。它底下垫着的是全国性的水利工程，是延伸到每个旗县的基层植保站，是几十年不动摇的持续投入，是把一场天灾当成国家工程来打的组织能力。

而这些恰恰是受灾最重的那些国家最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