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11月，武汉军区，邓小平到军区视察时，专门找王平谈了一次话。一个月前，叶剑英也谈过同一件事：调他到总后勤部主持政治工作。两位副主席先后谈话，调动对象又是同一人，这在当时并不寻常。
王平没有立刻表态，而是认真听取安排。叶剑英谈得很直接：“几个人选中，比来比去，还是你合适。”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是对总后勤部复杂局面的判断，也是对王平工作能力的认可。
总后勤部当时积累的问题不少。1975年以后，张震被调到总后勤部担任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但部长和政委的职责并不相同。后勤系统既有业务问题，也有干部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单靠一位主官推动，很难形成完整的工作局面。
上级的考虑，是让张震担任部长，王平担任政委。这样的搭配，不能只看职务高低，更要看彼此是否熟悉、能否配合。王平和张震早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共事过，一个担任政委，一个担任院长，双方对工作习惯和处事方式都比较了解。
这段经历很重要。
军队的大单位调整，往往牵涉面广。主官之间若缺少信任，下面就容易观望，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王平与张震有过共同工作的基础，不必从头磨合，也减少了因为互不了解而产生的障碍。张震善于团结同志，王平敢于处理问题，两人的性格和工作特点能够互相补充。
上级看重的第二点，是王平近几年的实际表现。
1975年4月，王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参与炮兵部门的整顿工作。他把落实干部政策作为突破口，接待来访、听取意见，逐步处理长期积压的问题。任职时间不算长，工作却很快打开局面。那一阶段，他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人事调动，而是许多干部多年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随后，王平调到武汉军区工作。1977年9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当时承担着领导班子调整和各项整顿任务，军、师、团各级干部的安排，都需要慎重处理。王平负责军区日常政治工作，吴烈分管干部工作，刘建勋、赵辛初则分别兼任河南、湖北地方主要职务。
有一件事，反映出王平处理问题的态度。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去世后，相关结论曾引起王平不同意见。他认为原有结论不够客观，因而没有同意照办。虽然这一意见没有被完全采纳，但在追悼会安排上，他仍然提出应当提高规格。有人原本准备从简，他说：“军区领导参加，规格不能太低。”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表明他不愿因结论争议而降低组织上的基本待遇。
正是在武汉军区的这段经历，让上级进一步看到了王平的特点：敢于碰硬，能够听取意见，同时不轻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总后勤部当时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能稳住局面、又敢于推动整顿的政工干部。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王平此前长期在华北军区、志愿军和军事学院工作，后来又在炮兵、武汉军区任职，与总后勤系统没有太深的私人交集。处理旧账时，他不容易被原有关系牵制，能够相对独立地作出判断。对一个积累问题较多的单位来说，这种“外来干部”的身份，反而可能成为优势。
王平的军旅经历，本身也说明了他的稳重。平津战役结束后，罗荣桓曾考虑调他到四野担任兵团政委，但聂荣臻认为华北军区正处于干部紧缺阶段，没有同意调动。后来，王平留在华北，参加地方剿匪和建政工作。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又进入志愿军系统，回国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
特殊时期，他的工作曾中断多年。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他没有急于表现，而是从干部政策和组织秩序入手，一件件处理积压事项。这种经历，使他既熟悉基层，也懂得大型机关的运行规律。
1977年年底，王平正式调到总后勤部任政委，与张震搭班子。整顿随即展开，干部审查、机构调整、历史问题处理相互交织，任何一步都不能草率。王平在工作中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处理的处理，同时注意稳定队伍，避免把整顿变成新的混乱。
原本他计划在1983年离休，但上级没有同意，仍让他继续留任。原因不只是需要他处理遗留问题，也包括培养干部、安排接班力量。直到1985年，他才退居二线，结束了在总后勤部长达八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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