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超琼讲的道理，谱系家庭已默默做了80年

VOL 3965

最近，章泽天主持的播客《小天章》上线了与信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琼的深度对谈。节目播出后，舆论的焦点大多对准了章泽天，变着花样吐槽她采访不给力。

但说实话，对普通人而言，与其围观章泽天能否接住何超琼，不如好好听听何超琼说了什么。毕竟，赌王接班人的话语分量，绝非寻常。比如这句：

“不是说你生长在一个豪门你就是很幸运，你也要去争取……不然你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这句话不仅打破了“出生在豪门就能拥有一切”的刻板印象，也道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机会不会自动降临，得开口去要，得靠自己去争取。

这个道理，自闭症谱系孩子的家庭，更需要牢记于心。

文 | 夏天

编辑 | Zoey

敢开口，伸手要不丢脸

先说“要”这个动作本身。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向别人伸手要”几乎天然地带有负面色彩，隐含着低姿态、占便宜、麻烦别人、不够体面。

更关键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受的教育也是“要懂事”，“少给人添麻烦”，“是你的早晚是你的”。

对谱系家庭来说，这份感觉更沉重。很多家庭，从孩子确诊那天起，心里就蒙上了一层自卑感：觉得孩子“不正常”，觉得自己没把孩子带好，甚至在亲友面前都矮了一截。

自卑感最直接的后果，还不是不敢争取，而是主动退让——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也下意识地避开。

有时候甚至连带孩子出门，都成了需要先下决心的事：怕孩子在公共场合情绪失控，怕旁人的目光，怕“给人添麻烦”。于是，不少谱系孩子的世界，就这样被一点点收缩进了家里。

被拒绝得多了，等家长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学校、残联、教育局，想为孩子争取一个学位、一个陪读名额、一笔康复补贴时，心里那道最深的坎，早已不是复杂的程序，而是那个难以启齿的动作本身——仿佛不是权益被挡在了门外，而是自己开口就是错。

这道坎怎么破？何超琼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面对章泽天提到的“很多人觉得主动争取就是功利、就是争抢”说法，她这样回应：“这是认知误区。真正的争取，从不是抢夺现成资源，而是主动展现诚意、能力与担当，用价值换取认可。”

她本人正是这么走过来的。

26岁进入家族企业时，她拿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头衔。老员工们客气地称她为“大小姐”，却从不交付任何核心工作给她。

她没有抱怨，而是主动约谈各部门主管，摸清业务短板，随后向父亲提议设立了一个原本没有的“企业事务部”。短短两年后，她成了集团里唯一能完整梳理业务流程、如实汇报全盘情况的人。

她从未说“我要权力”，但她争取并创造了一个公司原本没有的部分。要权，是抢别人盘子里的；而补缺，是端上一个新盘子，不触碰任何人的既有利益。这就是她说的“争取不是抢夺”，她伸出的手上，没有影响任何人既得的蛋糕。

把这套逻辑放到谱系家庭的情境中，会发现家长们的处境其实更为“硬气”。谱系家长为孩子要的学位、康复补贴， 其依据是《义务教育法》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那是白纸黑字写明的权利，不是施舍，而是本就属于他们的权益。

不过，这“白纸黑字的权利”得来得极为不易。 今天觉得开口难？八十年前，这群家长连开口的资格，都要先打赢一场“冤案”。

自闭症争取权益的起点，是负数

1943年，美国医生坎纳首次描述“婴儿孤独症”。他留下的本是一个中性观察：患儿父母大多高学历、行事严谨。

然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这一观察被一步步歪曲、演绎成另一个故事——自闭症是父母造成的，尤其是母亲。

将这一观点推向极端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贝特尔海姆提出的“冰箱母亲”假说。他认为，母亲如同冰箱般冷漠，孩子因此被“冻”进了自己的世界。

他甚至主张实施“亲子分离”疗法。这使得整整一代母亲在诊室中被判了刑：不仅孩子没有学校接收、没有机构管理，家长还得背负“是你害的”罪名。在这样的境况下，父母连开口求助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所幸，一些勇敢的家长站了出来。他们去争取、去抗争，终于推翻了这桩冤案。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伦兰德在儿子确诊后，面对医生“问题出在你们父母身上”的论断，没有选择沉默接受。他将专业训练的全部火力对准了这套理论：1964年，他出版专著，逐条论证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神经发育障碍，与养育方式无关——最早描述自闭症的坎纳本人为此书作序。

次年，他与一批家长发起成立了全美孤独症儿童协会。

接下来是诉讼。上世纪七十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残障儿童家长将学区告上法庭，争的是今天听来天经地义的事：残障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两场官司直接推动了1975年美国《所有残障儿童教育法》的立法。此后，1993年，自闭症人士辛克莱发表《不要为我们哀悼》，被诊断者自己拿起笔来书写心声；九十年代末，“神经多样性”概念出现；2007年，联合国将4月2日定为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

从“是你的错”，到“这是你的权利”，再到“这是我们存在的合法方式”，每一步，都始于有人率先伸出了手。

中国的四十年

近四十年，中国家长把这条路重走了一遍。

1982年，南京脑科医院陶国泰教授首次在国内诊断并报道自闭症，此时距坎纳的首报已近四十年——这个群体此前在这片土地上“不存在”，没有任何制度、机构、词汇为他们准备。

所以最先努力的，又是家长。

1989年，北医六院杨晓玲教授牵头成立北京孤独症儿童家长联谊会，中国第一个家长互助组织；1993年，自闭症孩子的母亲田惠平创办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国内第一家为孤独症家庭服务的民办机构——用她自己的话说，“一切问题都是问题”，一切从零开始。

此后的政策年表，每一条背后都有家长的推力：

1996年孤独症教育训练首次纳入国家方案；

2006年孤独症划归精神类残疾、康复纳入“十一五”纲要；

2010年《海洋天堂》上映，卫生部印发诊疗康复指南；

2018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确立，0-6岁逐步实现免费康复；

2021年“十四五”特教计划提出孤独症特教学校和助教陪读制度；

2022年国家卫健委印发《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筛查被嵌入基层儿童保健体系。

2026年7月，《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从早期筛查诊断、康复服务提升、教康融合，到大龄孤独症人士的社区生活和就业安置，再到面向家庭的喘息照顾、托养照护——从孩子到成人，全链条打通。

“全生命周期”这五个字的分量，要放进时间里看：第一批中国孤独症孩子，如今已到而立、不惑之年；他们的父母正在老去，最怕的一句话是“我们走了，孩子怎么办”。

把大龄就业、社区安置、喘息服务一路推进国家规划的，正是这批陪着孩子走了三十多年的家长。争取了四十年，他们终于把“孩子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要进了国家的规划文本。

所以，谱系人群今天拥有的，没有一项是自动到来的。全是一代代家长，争取来的。

权利不需要先证明“值得”

政策有了，资格有了。但很多家长站在学校门口，还是张不开口——心里还压着一笔没算清的账。

何超琼说，争取是“用价值换取认可”。那么，如果孩子永远“提供不了价值”，是不是就不配去争取了？

不是的。人人生而有价值，权利不是交易——今天不需要支持的人，明天也会因病、因老而需要。按“有用才配”的逻辑，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所以谱系家庭争取的，从来不是施舍，也不是优惠，而是本就属于人的东西：受教育的权利、被接纳的权利、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被这个世界承认的权利。

何超琼的“证明价值”，是商业世界的生存法则；而权利的逻辑比它更底层——不需要先证明值得，才配拥有。

想通这一层，“开口”就不再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壮举，而是理直气壮的日常。剩下的，只是怎么把口开好。

何超琼在访谈里还有一句不太显眼的话：“不敢争取、畏惧突破，就永远无法成长。”

对谱系家庭，以下三条更有参考意义：

第一，争取不丢人。

为孩子要一个评估、一个学位、一个陪读名额、一笔补贴，大大方方带孩子出门吃饭、乘车、看世界，都不是麻烦别人，也不是乞讨，而是在行使写进法律的承诺——你不去用，它就沉睡；你去用，它才真实。

第二，争取要讲方法。

回看每一次成功的权益推进，靠的都不是情绪，而是组织化、专业化和扎实的证据链。

个体家长最有力的姿势，是把评估记录、干预过程、学校沟通的留痕整理好，用专业对专业，而不是用委屈对流程。

第三，争取是接力，不是冲刺。

从1982年陶国泰的第一篇论文，到2026年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中国走了四十多年，大龄托养和就业仍是硬骨头，但接力棒已经传进了国家规划。

何超琼五岁学会“什么都不自动发生”，六十多岁还在规划企业转型。争取从来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代际相传的姿态。

何超琼生在豪门，尚且要为自己争取一个位置；谱系家庭争取的东西更大——是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享受这个世界的资格。

这两件事在最深处是同一件：权利从不自动发生，它只回应那些主动争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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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被什么事情挡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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