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据 “重庆人大” 微信公众号消息，9 月 23 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等多部条例，该条例将于 2026 年 12 月 1 日施行。条例创新咨询检测制度，医疗机构开展血液检测，受检者未明确拒绝即纳入艾滋病检测。针对感染者告知义务落实难、隐私保护边界不清等问题，条例兼顾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权益，精准界定信息提供边界，规范流调信息收集；建立双轨告知制度，明确感染者告知相关人员的法定义务，增设医疗机构代为告知机制，阻断传播风险；同时划定隐私保护红线，禁止未经许可公开感染者及家属信息，平衡防控工作与个人隐私保护。
HIV感染者的检测结果，要不要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的人呢？
这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医学伦理问题，因为它涉及两种都非常重要的权利：一边是感染者的隐私权，另一边是性伴侣的知情权和身体自主权。
其实很多伦理问题，都很难简单地用谁对谁错来判断。更多时候，我们讨论的是不同权利发生冲突以后，应该怎样衡量可能带来的利益和伤害。这里面既有医学问题，也有隐私、道德乃至法律问题。
那现实中，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
对于感染者本人应不应该告诉性伴侣，我国法律其实早就有明确规定。国家层面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从2006年开始就要求，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
但现实中更大的问题是，如果感染者自己不愿意说，医生能不能替他说？
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层伦理问题了。
因为一旦由医疗机构主动把患者的HIV感染情况告诉第三方，本质上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突破医生对患者承担的保密义务。
这次重庆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对此给出了明确规定：感染者应当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以及申请结婚登记的对方当事人；如果本人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医疗卫生机构有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
当然，重庆也不是全国第一个建立这种医疗机构介入告知制度的地方。此前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已经有类似规定。重庆这次值得关注的，是再次明确了这样一条制度路径：当感染者本人拒绝履行告知义务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医疗机构突破保密原则，向可能直接受到影响的特定对象告知。
其实从医学伦理的角度，这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一个人的疾病当然属于隐私，但当这个信息会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身体和健康决策时，它就不再完全只是一个人的秘密。
比如你感染HIV，要不要告诉同事、邻居、朋友？当然没有必要。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和你一起吃饭、工作、握手而承担感染风险，他们也没有理由知道你的医疗信息。
但性伴侣不一样。
现代医学伦理非常强调自主原则，也就是一个成年人有权决定自己愿意承担什么样的医疗和健康风险。
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和HIV感染者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决定是否使用安全套、是否接受PrEP，甚至可以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选择完全不改变原来的关系。
但前提是，这个决定应该由他自己来做。
如果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却故意不告诉性伴侣，那么真正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对方抽象意义上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对方失去了根据完整信息决定自己身体该承担什么风险的机会。
换句话说，你当然拥有自己的医疗隐私，但不能通过隐瞒一个与他人身体安全直接相关的重要信息，替另一个成年人决定他愿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但到了医疗机构代为告知这一步，伦理问题就又复杂了一层。
因为医生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本身就是医学伦理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允许医生在患者不同意的情况下，把HIV感染信息告诉第三方，就意味着我们承认：在极少数情况下，保护一个具体第三方免受健康风险，可以构成突破医疗保密的理由。
所以这种权力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边界。
重庆这次的条例也同时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区分两件事情：
针对一个可能直接受到影响的特定对象进行告知，和把患者的HIV感染情况向无关人员甚至社会公开，完全不是一回事。
前者讨论的是性伴侣的知情权和身体自主权，后者保护的是感染者本人的医疗隐私。
希望以后这个规定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保护隐私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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