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在变，美国带头英国跟进！多国接连开始，归还中国流失文物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9月23日，英国政府正式向我国移交12件非法流失出境的中国文物，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庄重举行。就在一周之前，美国方面分别在华盛顿特区与纽约市完成两轮集中返还，共计向中国移交64件套珍贵文物艺术品及古生物化石标本。

短短七日内，76件套承载中华文明记忆的实物遗存陆续启程归国。这一密集返还节奏，是否折射出欧美主要国家在对待中国流失文物问题上的立场演进？其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度支撑、技术能力与国际合作逻辑？

从“求人归还”到“带着证据进门”

此次英方返还的12件文物，并非源于捐赠或协商让渡，而是经由执法机关查扣、两国主管部门协同认定后依法移交的结果。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在侦办一起跨国文化财产犯罪案件时，锁定这批来源存疑的物品；中方随即通过驻英使馆启动对接机制，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团队对每一件文物的年代特征、原始出土地点、离境时间节点、流转路径及涉案线索展开全链条核查，最终形成完整证据闭环，推动返还程序顺利落地。

看似流程清晰，实则环环相扣。警方发现可疑藏品，仅能提示风险可能；中方必须精准回应一系列关键问题：

该器物是否确属中国境内出土或传世文物？源自哪一考古遗址或历史建筑群？何时脱离中国境内监管？离境行为是否违反当时生效的文物保护法规？又与哪些已立案的盗掘、走私或破坏性盗取案件存在直接关联。

一旦证据链条出现断裂，即便文物确系中国所有，持有者仍可援引善意取得、时效抗辩等法律理由主张权利，从而阻滞返还进程。

美方移交的64件套文物更具典型意义。这批物品由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HSI）与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分别依法查扣并正式转交，涵盖山西天龙山石窟第17窟菩萨躯干石刻、汉唐陶俑造像、晚白垩世恐龙骨架、远古鱼类化石以及完整恐龙蛋化石群。

全部文物均系美方执法机构在日常办案中查获的非法入境文化财产，而非私人藏家自愿捐赠，亦非博物馆基于道义主动退还。

尤其值得聚焦的是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躯干的追索过程。该造像原位于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上世纪二十年代遭系统性盗凿，大量佛首与躯干被切割拆解后秘密运往海外。

此尊躯干此后长期隐匿于美国私人收藏体系，长达半个多世纪未见诸公开记录。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它意外现身于一份国际知名拍卖行发布的图录之中，图录明确标注其出处为“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墙”，成为锁定来源的关键坐标。

国家文物局迅速联动驻美使领馆启动溯源核查，依托中美执法协作框架，最终通过司法与行政双轨渠道促成合法返还。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回归仅为身躯部分，原配佛首至今杳无音信。中国政法大学霍政欣教授指出，本次躯干回归不仅填补了天龙山造像实物拼图的重要缺环，更构建起后续追索佛首所需的权威物证基础与法理支点。

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核心在于中美之间已稳定运行长达17年的双边合作机制。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并于2014年、2019年及2024年三次续签，最新一轮有效期将延续至2029年底。

这份文件实质上将宏观层面的文化共识，转化为海关查验、执法查扣、来源核验、返还执行等可操作、可考核、可追溯的具体规程。

它明确规定：哪些类别的中国文物须纳入进口限制清单；进口申报环节需提交何种形式的合法来源证明；海关或执法部门发现可疑物品后应如何启动联合核查；确认属于非法流入后，又该通过何种法定路径完成移交与接收。所有环节均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据外交部发言人通报，该备忘录实施以来，已成功推动逾20批次、总计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重返故土。

2025年5月，美方再次向中方移交战国时期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五行令》与《攻守占》，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完整保存的战国帛书原件。

小李认为，这种转变具有范式迁移意义。以往文物追索高度依赖外交斡旋、舆论呼吁或等待藏家良心发现式的捐赠，中方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程序不透明、主导权受限的被动状态。

如今越来越多的返还案例，走的是“执法发现—司法介入—中方举证—双边核验—依法移交”的标准化路径。

文物回家最难跨越的从来不是地理距离，而是缺乏常态化、制度化、可复制的合作接口。没有机制保障，每一件文物都需重新谈判、反复沟通、逐案突破；有了成熟机制，只要执法端发现线索，即可自动触发既定流程，大幅提升响应效率与成功率。

法国修法打开了一扇新门

法国近期立法动向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2026年5月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全票赞成、零反对结果，高票通过《简化非法获取外国文化财产归还程序法案》草案。

次日，参议院以343票赞成、零反对结果予以确认，该法案已于5月9日正式颁布，法律编号为2026-351号。

这项立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重构了文物返还的制度底层逻辑。依据法国原有《遗产法典》，凡列入国家公共收藏序列的文物原则上不得转让或处置，任何归还行为均需为个案专门启动立法程序，耗时漫长、成本高昂、政治敏感度极高。

此前法国向贝宁返还贝汉津王室宝藏、向塞内加尔返还萨摩里·杜尔战刀，均需逐一通过议会特别法案授权。

而新法案明确将1815年6月1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战争掠夺、殖民强取、非法盗掘等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整体移出国家公共收藏名录，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批准返还，彻底免除单独立法环节。

该时间跨度精准覆盖两次重大历史节点：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大规模文物劫掠事件。

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在表决后强调，该法案兑现了马克龙总统2017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作出的庄严承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则明确表示，归还被盗或非法手段获取的文化遗产，是当代社会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指出，中方高度肯定法方展现的建设性姿态与责任意识，赞赏其在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小李注意到，法案通过只是完成了制度破冰，真正落实还需经历具体操作阶段。哪些文物将被优先纳入返还清单？何时启动移交？移交标准与程序如何细化？这些都将取决于后续双边磋商成果。

法国为该程序设置了多重审慎机制：所有归还请求须由法中双方共同组建的“双边科学评估委员会”进行专业审查，并征询法国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咨询委员会的独立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霍政欣教授分析指出，最终返还对象的选择，既受法国政府内部设定的优先级影响，也与相关国家所提交的证据完整性、学术支撑力及追索策略成熟度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方向已然清晰。作为拥有全球最庞大殖民遗产与顶级博物馆体系的西方大国，法国以一部具有纲领性、普适性的框架法律，将文物返还议题从零散的政治表态，升级为可持续运行的行政治理与科学决策机制，其示范效应不容低估。

流失海外的不止这76件

若将视线拉至更广阔的历史纵深与全球格局，近期这76件套文物的回归，仅是我国系统性推进流失文物回归工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综合运用执法协作、司法诉讼、协商谈判、抢救征集等多种路径，已促成超300批次、累计逾15万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流祖国怀抱。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全球27个国家正式签署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的政府间协定，构筑起覆盖多区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网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意大利2019年一次性返还的796件套文物，时间纵跨五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红陶罐、商周青铜礼器，到汉代彩绘茧形壶、唐代三彩马、宋代黑釉瓷盏，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政府间文物返还实践之一。

2024年11月，意方再度向中方移交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瑞士亦于2023年向中国正式移交5件重要流失文物，包括明代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大罐、汉代彩绘骑马陶俑等具有高度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实物遗存。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上述成就与流失总量相比，仍属沧海一粟。据中国文物学会权威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殖民侵占、盗掘走私等原因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总数约达1000万件，其中被定级为一级、二级的珍贵文物超过100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数据显示，全球47个国家的200余家公立博物馆中，共收藏中国文物约164万件；民间私人收藏数量估计为馆藏量的10倍以上，即逾1600万件。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相对高效追索的，主要是近二三十年内发生的盗掘与走私案件。此类文物通常留有较完整的海关通关记录、拍卖行交易档案、银行转账凭证及物流运输单据，证据链易于重建。

而真正构成追索难点的，是近代列强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时期流失的文物。它们或已进入欧美主流博物馆永久馆藏体系，或历经数代私人藏家易手，原始离境时间、方式、责任人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连基本溯源都面临巨大障碍。

大英博物馆正是这一困境的集中缩影。该馆现藏中国文物逾2.3万件，时间跨度从商周青铜重器、秦汉简牍、魏晋佛造像，到唐宋书画、元明瓷器、清代宫廷珍玩，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英方迄今仍援引1963年颁布的《大英博物馆法》，坚称法律禁止处置任何馆藏物品。

此次返还的12件文物，相较其馆藏总量而言，尚不足千分之零点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法教席主持人王云霞近期强调，亟需加快构建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的系统性溯源数据库，并推动相关研究走向制度化、标准化、智能化，为未来长效追索提供坚实学术支撑与法理依据。

小李认为，文物追索绝非仅靠民族情感驱动的单向奔赴，而是一场融合档案学、法学、考古学、艺术史与国际关系的复合型攻坚行动。它比拼的是谁的文献档案更完备，谁的科技鉴定更精准，谁的法律论证更严密，谁对目标国司法体系与行政流程的理解更深入。

2024年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情形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享有不可剥夺的收回权利，该项权利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这一条款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了追索工作的永恒合法性基础，为跨越百年时空的文物回归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法治后盾。

结语

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巴黎到罗马，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借助执法协作、双边协定与国内立法等多种工具，向中国开启文物返还的制度化通道。

这一趋势背后，既是中国综合国力跃升带来的国际规则参与能力增强，更是文物追索理念从单向呼吁转向双向协同、从个案突破迈向机制运行的深刻转型。

76件套文物的集体归航，是一个清晰信号：当证据扎实可靠、渠道畅通高效、机制稳健运行，文物回家之路便不再遥不可及。

但大英博物馆展柜中静静陈列的两万余件中国文物，以及散落于全球数十万家庭、数百家机构中的数百万件中华瑰宝，仍在等待那束穿越时空的归家之光。这条路注定漫长，却并非没有方向——它需要持之以恒的学术深耕，需要日益精进的法律武器，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与理性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