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随身听让人人都想戴着耳机走在街上;任天堂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马里奥,这或许是全球辨识度最高的电子游戏角色;后来又有拯救了电子游戏行业的PlayStation,以及让混合动力汽车变得时髦的丰田普锐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似乎再也没能诞生一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
除了丰田和本田这些本身就发端于更早年代的少数汽车企业之外,人们几乎很难说出一家当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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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全球市值前50的企业中有32家来自日本;而到了2025年,榜单上只剩下丰田一家。
日本是如何从主导世界,走到在全球科技竞赛中几乎隐形的境地?他们究竟还能否实现回归,还是已经彻底错失机遇?
要理解日本今天为何似乎无力再造一个索尼,就必须先弄清楚它当年究竟是如何缔造出那些初代全球巨头的。毕竟在80、90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应用商店,也没有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在全球宣传和销售产品。
当时的日本人英语水平也远不如今日。他们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如今又能否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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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46年,日本刚刚以最惨烈的方式输掉了二战。超过300万日本人死亡,军队被彻底摧毁。但真正的灾难是经济上的。
日本把一切资源都投入了战争,把整个工业体系改造成生产飞机、军舰和武器,而不是消费品。1945年8月宣布投降后,一切轰然倒塌。
没有军事订单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向来依赖进口粮食和原材料,而此时没有人愿意与它交易,几乎被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到1946年,日本经济规模萎缩至战前的53%。人们靠红薯叶和树皮充饥;东京人口从450万骤降到250万,大量民众逃往乡下寻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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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场彻底的浩劫,反而成了日本的秘密武器。日本政府作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不再像过去那样投入军事,而是把一切都倾注到通过出口征服世界。
他们保留了旧帝国时代口号"富国强兵"的一半,把"强兵"改造成"强企",即富国强企。承担这一使命的核心机构是通产省,全称国际贸易与工业省,2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
它以近乎国家意志的方式,把整个产业链拧成一股绳:银行低息放贷、企业抱团研发、政府直接为出口铺路。索尼、松下、丰田、任天堂,就是在这套"举国造企"的机制里被一寸寸推向世界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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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套机制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世纪之交。资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企业变得极度厌恶风险,宁可守着现金也不愿再豪赌下一个时代。
更要命的是,当互联网、移动终端、云计算一波波席卷全球时,日本制造业选择继续深耕自己最擅长的硬件工程,而不是切入操作系统、平台和生态。索尼曾经离iPod只有一步之遥,最后却把这一步让给了苹果。
不需要封锁,不需要制裁,甚至不需要任何对抗性的动作,中国仅仅凭着技术进步和产业链的积累,在短短几年内,就把曾经令全球敬畏的日本制造一根一根地拔掉了。造船、汽车、钢铁、工业机械、半导体——这五根撑起日本经济的顶梁柱,如今根根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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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产业替代来得悄无声息,却比任何一场直接对抗都更彻底。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造船业新接订单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4.9%,全球每新造十艘船,就有将近八点五艘挂的是中国制造的牌子。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里,中国有15种新接订单量排名全球第一;超大型原油船、万箱级集装箱船、大型汽车运输船,这三类利润最丰厚的高端船型,中国市场份额全部超过90%。而日本造船业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无可争议的王者,如今连守住存量都变得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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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领域的塌方更加触目惊心。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数据,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三菱七家主要车企,预计2026财年合计净利润仅为3.9万亿日元,相比2023财年7.54万亿日元的历史峰值,跌幅高达48%,几乎直接腰斩。
这不是一两家企业的经营失误,而是整个行业同步陷落:本田上市近70年,第一次出现年度亏损,窟窿高达4143亿日元;日产连亏两年,累计亏损超过一万亿日元;就连底子最厚的丰田,净利润也同比缩水了近两成。
当中国的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扑上来时,日本车企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发动机技术,突然成了昨日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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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创业生态本身,问题同样刺眼。风投行业里有一个共识:投资一家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总要不断增长,并在某个时点退出。
退出并获利的方式,无非是通过并购卖出公司,或者通过IPO把公司推向公开市场。有意思的是,日本企业上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不必是估值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也可以上市。
一位在日本创业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外国创始人兼投资人指出,这实际上是日本创业生态的一大问题。他表示,日本每年大约有100家公司上市,但平均市值只有约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A轮或B轮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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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整个生态对"如何上市"极为熟悉。因此,即便生态各方都说希望出现更多独角兽、乃至十角兽,但真正见过、参与过这种案例的人极少;而多数人或多或少见过身边的公司上市。
上市反而成了风险较低的选项,因为路径清晰、流动性充足。
问题就在于,生态的许多环节都在强化"尽快上市"这条路径。当上市成为企业目标时,创始人往往在营收100万美元时就开始筹备IPO,到1000万美元营收时便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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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创始人以为上市之后就能从种种束缚中解脱,专注于扩张,公司在筹备上市期间所锻造的组织能力,与后续持续加大风险投入、追求三位数增长所需要的组织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换句话说,日本的年轻公司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就已经被剪成盆栽端上了资本的桌面。
这揭示了核心问题。在日本,约有70%的风险投资退出通过IPO实现,只有约10%通过并购完成,与硅谷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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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60%在日本上市的初创企业停留在市值不到100亿日元、约合7000万美元的微型市值区间。日本的风投和投资者被激励去推动创业者尽快IPO,因为这是他们回收投资回报最快的通道。
因此,除非能出现像盛田昭夫那样敢于对抗投资者压力、坚定聚焦于把公司做成真正全球化企业的远见型创始人,否则大多数初创企业在拿到融资的那一刻起,就会把快速IPO退出置于长期全球化扩张之上。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眼下正在推进的一份五年计划将在2027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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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造船订单的八成五流向东方,当七大车企利润集体腰斩,当本田写下上市七十年来第一份年度亏损,人们才惊觉,那个曾经无可撼动的日本制造,已经在硬件时代的余晖里站了太久太久。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关税或封锁,而是自己那份不敢再赌的谨慎。
风险规避可以守住一时的账面,却守不住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当邻国用规模、迭代和整条产业链把牌桌重新掀翻,留给守成者的位置也就越来越窄。五年计划的时钟仍在走,2027年会给出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其实早已写在过去三十年的每一次犹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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