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北京，授衔名单公布后，熟悉中原野战军历史的人很快注意到一个现象：陈锡联麾下的第十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军长，杜义德、曾绍山、王近山，最终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三人打仗风格不同，经历也各有曲折，却都曾是第二野战军的骨干。陈锡联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时，麾下这三个军正是攻坚、野战和长途作战的重要力量。后来三人的发展出现明显差别，尤其是名声最响的王近山，仕途变化最令人意外。
杜义德早年家境贫寒，做过学徒，也当过长工。1929年，他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后来随部队长征，又经历西路军西征的严重考验。
西路军失利后，杜义德历尽艰险返回陕北。那段经历对他影响很深，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内工作，先后担任冀南军区有关职务，逐渐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干部。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别看他长期做政治工作，临阵指挥并不逊色。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期间，他既重视部队思想动员，也直接参与作战部署，所在部队战斗力较强，与他的组织能力密不可分。
1949年整编后，杜义德出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这样的安排，说明上级看重的并不只是他的资历，更是他在复杂战局中的综合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军队领导和政治工作岗位，曾任沈阳军区领导职务、海军副政治委员，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王近山的名气，则更多来自战场上的强硬作风。他是湖北红安人，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土地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战友称他“王疯子”，并非说他缺乏判断，而是说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风险，常常把部队带到最危险的地方。
有一次，部队防守阵地，敌军逼近，王近山亲自冲到前沿组织反击。有人劝他不要靠得太近，他只回了一句：“阵地不能丢。”这类细节后来被反复讲述，也让他的形象带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不过，真正支撑他声望的，还是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指挥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先后参加长生口、响堂铺等战斗。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上党、邯郸、定陶、淮海等战役，部队行动果断，攻坚能力突出。1949年，他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以战功和资历而论，他完全具备担任更高职务的条件，只是兵团主官的配置还要综合考虑全局。
王近山后来的经历，却没有沿着战功自然上升。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因家庭问题受到处分，军衔由中将降为大校，并离开部队领导岗位，后来到工厂任职。对一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高级将领而言，这种转折格外沉重。民间常说他是文学形象李云龙的原型之一，但这种说法只能视作艺术创作中的参照，不能替代真实历史。
曾绍山的特点，是稳和狠兼具。他参加过长生口、响堂铺和百团大战等作战，在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与王近山相比，他少了几分外露的锋芒，却更善于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
淮海战役期间，曾绍山指挥部队对付敌军装甲力量，重视工兵、炮兵和步兵协同，利用地雷、火力打击与近距离突击相结合的办法，削弱敌军坦克优势。渡江战役中，他又采用佯动与主攻相配合的方式，掩护主力突破江防，体现出较为成熟的战役指挥水平。
1949年，曾绍山任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军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第十二军入朝作战，回国后担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并在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务。1995年，曾绍山在济南逝世。
同一位兵团司令麾下，三名军长都被授予中将，既反映出第三兵团的战斗分量，也说明军衔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名气。杜义德转向军政领导，曾绍山稳步任职，王近山则在声名最盛时遭遇重大转折。三条道路，恰好构成了那一代将领命运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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