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3月9日，延安桃花岭，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抬起一具棺木，缓缓走向墓地。棺中安葬的，不是当时职务最高的将领，却是一位让中央领导深感痛惜的人物——林育英。
毛泽东还亲自写下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这八个字，并非泛泛的悼念，而是对林育英一生功绩的概括。要理解这份特殊礼遇，不能只看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更要看他在党的几次关键关头，究竟承担了怎样的责任。
林育英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曾帮助父亲做染布生意，直到13岁才有机会读书。五四运动后，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进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并结识恽代英。1922年2月，经恽代英介绍，林育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早期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后，林育英赴长沙开展工作，曾组织人力车夫争取权益。1925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又投入上海工人运动。在一次反对军阀统治的集会上，他带领工人冲破阻拦，头部被刺刀划伤，鲜血直流，却仍坚持指挥队伍前进。
这次受伤留下了严重后遗症。1930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遭受严刑，获释后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他没有停下脚步，转赴莫斯科工作。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林育英被选中承担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把有关精神带回中国。
当时国内外交通阻隔，沿途又有多方势力盘查，重要文件根本无法随身携带。林育英便把内容全部记在脑中，化装成商人，取道蒙古，于1935年11月抵达陕北瓦窑堡。一路上稍有差错，不仅个人性命难保，党中央也可能失去重要的政策信息。
他的到来，直接推动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1935年12月，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不再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视为敌对对象，而是争取团结各方共同抗日。这个转变，关系到红军能否在陕北站稳脚跟，也为后来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创造了政治条件。
林育英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处理张国焘问题上。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分裂危险。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一方面因为他党龄较长、威望较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具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
面对张国焘的迟疑，林育英没有只讲个人情面，而是从党的大局和组织原则入手。他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中央的路线，同时允许红四方面军成立西南局，给张国焘留下了回旋余地。张国焘曾回电拒绝，但陈昌浩等人态度开始动摇，南下计划因此受到牵制。林育英随后又多次谈话，促使张国焘逐步回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
有意思的是，林育英并不是只会处理政治事务的人。1936年西路军陷入困境，中央组建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治委员。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刘伯承共同开展部队政治工作。长期奔波和早年伤病，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
刘伯承曾劝他回延安治疗，林育英却一再推辞。毛泽东得知病情后，决定将他调回。回到延安后，他仍没有真正休息，创办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1941年，日军轰炸延安，一枚炸弹在林育英窑洞附近爆炸，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心脏扩大、肺水肿、肾脏受损等问题接连出现。即便卧病在床，他仍关心抗日大局。皖南事变后，他写信提醒毛泽东，民族统一战线仍不能轻易放弃，主要矛盾仍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法西斯势力。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年仅45岁。临终前，他曾希望葬在桃花岭，好让自己“天天望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毛泽东听后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3月9日，公祭仪式举行。毛泽东对朱德等人说：“张浩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随后，几位中央领导抬起灵柩，将林育英安葬在桃花岭。一个人能够在生命最后仍牵挂党的事业，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愿意亲自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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