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9月，北京，一本杂志把牟其中推到舆论中心。文章以“大陆首骗”为题，直指他“上骗中央、下骗地方”。在此之前，关于他的举报和质疑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只是这篇文章让原本隐在商业圈内的争议，突然进入公众视野。
牟其中最受争议的，并不是他说过多少惊人计划，而是南德集团曾经操作的一笔信用证业务。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间，武汉检方指控其通过湖北轻工，向湖北中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三十三份，涉及金额七千五百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六点二亿元。
信用证本是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工具。进口方提出合同，银行凭相关单据承担付款责任，卖方提交提单和发票后即可收款。问题在于，检方认定这批交易中的货物并不存在，相关合同、提单和发票也存在虚假情况。
简单说，牟其中并非直接以南德集团名义完成全部手续，而是借助湖北轻工的资质取得银行信任。银行面对的是一套看似完整的材料，却没有真正看到货物。单据一旦通过审核，资金便可能按照信用证约定流出。
案件的关键，正在“真实贸易”与“纸面贸易”的差别。商业谈判可以大胆，市场判断也允许失误，但一旦用虚假货物和虚假单据套取银行资金，性质便不再是普通经营风险。审判机关据此作出了有罪判决。
2000年5月，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其刑期改为十八年。此前，他的人生已经有过两次失去自由的经历，所以这场案件也被许多人称为他的第三次入狱。
牟其中1940年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经商家庭。少年时期，他喜欢读书，也喜欢谈论宏大问题。有人评价他：“若能少些夸谈，或许会有更大作为。”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恰好映照了他一生的长处与短处。
1959年高考落榜后，他进入玻璃厂做锅炉工。工厂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阅读，马列著作、法律书籍和经济材料，都曾出现在他的阅读范围内。1974年春，他与刘忠志合写《中国向何处去》，并在社会上进行传播，随后被关押。1979年12月，牟其中获释。
1982年，他与人合办万县市中德商店，开始尝试更灵活的经营方式。包换卡、代购、代销、代托运，这些做法在当时颇为新鲜。他善于发现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低价购进，再转往需求更旺的地方销售。
1983年，他从重庆购入一批铜制钟，转卖到上海商店，获得较大利润。但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类跨地区倒卖被视为“投机倒把”，他又一次入狱。1984年获释后，他没有离开商业道路，反而开始筹划更大的企业。
1988年，南德经济集团成立。牟其中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后来与苏联方面进行的物资交换。苏联市场缺少轻工和食品，我国部分轻工业品却出现积压。牟其中组织大批货物，通过铁路运输，换回四架苏制图—154型客机。
这笔交易让他声名大振，也使他的判断越来越大胆。有人问他下一步准备做什么，他曾说：“要做更大的事。”卫星、移民、改变水系等设想接连出现，投资数字也越喊越高。宏大构想可以吸引注意，却不能替代资金、技术、审批和实际建设。
有意思的是，牟其中在狱中并未完全停止思考。据报道，他读书、写文章，坚持在监舍内跑步和爬楼梯，对外部经济变化也保持关注。2016年，他获得假释。出狱后曾写下：“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
这句话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却不能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曾经依靠胆识和信息差崛起的商人，在经历长期服刑、企业变迁与法律惩处后，是否还具备重新组织商业资源的条件。
牟其中的经历之所以复杂，正在于他的能力和风险始终纠缠在一起。他能捕捉市场缝隙，也能把设想说得惊天动地；他敢于突破旧有办法，却在信用证案件中越过了法律边界。三次失去自由，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记录了那个时代商业秩序逐步收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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