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春，安徽合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奉命主持安徽省军管会工作。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地方事务，而是一个省委工作几近停顿、群众组织彼此对立、武斗不断升级的复杂局面。
当时，上海“一月风暴”后的政治影响波及安徽，多地群众组织纷纷要求夺权。由于各方立场不同，原有矛盾迅速激化，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相继出现冲突，打人、抓人和抢夺物资的情况时有发生，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中央很快注意到安徽局势，先后提出有关规定，明确要求不得随意抓人，不得打砸抢，不得以派性标准处理问题。文件方向是清楚的，可真正落实到地方，却远比纸面上的几条规定困难。
钱钧抵达安徽后，军管会承担起全省事务。按理说，他级别不低，经验也丰富，但实际工作中，军管会既缺少足够的基层力量，也很难让彼此敌视的群众组织接受调解。许多问题刚刚谈出一点眉目，现场又可能因一句话重新失控。
一段时间后，钱钧因身体原因住院。上级又调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工作。廖容标同样是久经考验的军事干部，可他面对的困难并未因此减少。两位大军区副司令员先后出面，却都受到同一个限制：有职务，却没有足够的直属力量可以调动。
有干部曾感叹：“没有兵力作保障，光靠协调，很难压住局面。”这句话虽朴素，却点出了当时安徽问题的关键。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一般争论范围，单靠行政劝说，难以阻止事态继续扩散。
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调部队参加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承担重要任务的，是李德生率领的陆军第12军。和钱钧、廖容标不同，李德生长期在部队一线，既有指挥作战的经历，也有处理复杂局面的实际经验。
部队进入安徽前，上级给出的要求十分明确：不支持任何一派，不卷入派性争斗，不能把制止武斗变成新的对立；要调查情况，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快恢复秩序。对李德生来说，这不是选择哪一边的问题，而是先让冲突停下来。
李德生到任后，没有急于给各群众组织贴标签，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追究口号和身份上。他反复强调，部队的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保护群众和恢复生产。这个处理方式看似克制，实际却需要很强的定力。
两派发生冲突时，部队采取隔离措施，把对峙双方分开，防止人员继续聚集。战士们往往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哪怕现场有人持有棍棒、刀具，甚至枪支，也必须尽量控制事态。不得不说，这种执行方式对纪律和忍耐都是极大考验。
第12军军部进驻合肥后，下属部队又分赴各地。第31师进入蚌埠、淮北一带，第34师负责淮南、六安等地，第35师则分布在芜湖、马鞍山、安庆等地区。与此同时，还有其他部队配合地方开展秩序整顿。
部队并不是简单站在现场维持秩序，还承担收缴武器、保护交通、恢复工厂生产和协助机关运转等任务。随着武斗减少，部分工人重新回到岗位，学校、工厂和机关逐步恢复工作。安徽的变化，开始从街头冲突转向社会秩序的修复。
李德生曾对部队干部说：“不能把群众都看成敌人，先把局面稳住。”这句话，反映出他处理安徽问题的基本方法：既不迎合派性，也不把复杂矛盾简单化，而是以恢复秩序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安徽武斗局面明显缓和，武器被陆续收缴，部队参加地方工作的经验也受到重视。毛泽东对安徽部队的做法作过批示，并将有关材料转发各地参考。安徽由此成为“三支两军”工作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68年，李德生的职务出现重大变化。他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和第12军军长，成为安徽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会带兵打仗，更因为他在极其混乱的环境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在安徽任职并不算久，便被调往北京参加工作，后来进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事组。1969年，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在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一名军长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重要成员，前后不过六年。
这段经历的转折点，不在于职务变化本身，而在于安徽那场艰难的处置。钱钧和廖容标并非能力不足，他们面对的是权限、力量与局势相互牵制的难题。李德生能够打开局面，也离不开部队作为依托，更离不开他对任务边界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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