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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的历史上,有一个县,它“活”了八百年,“死〞了也1400余年,至今却没人能说清它到底埋藏在哪。
它当过侯国,做过州治,养出一个让光武帝刘秀都侧目的世家。它的名字见于《史记》《汉书》《水经注》《资治通鉴》,被唐代地理总志反复标注,被清代县志再三考证。可它就像一位人间蒸发的老朋友——你知道他存在过,知道他很了不起,可翻遍地图,就是找不到他住哪。
这个县,叫安成。它的故事,值得从头说起。
一、一个“失踪者”的档案
安成的正式身份,出现在西汉。汉高祖刘邦建汉后拆分颍川郡设立汝南郡,安成县作为三十七县之一正式挂牌成立。但它的“祖上”比这更早——《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前283年),秦国出兵拿下魏国的“安城”,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明确说,这个安城就是后来的汝南安成县。
安成不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县城。它在汉代有一个特殊身份:县级侯国。
汉代的侯国制度,名义上是封给功臣外戚的“食邑”,实际上常常就是某个县的改名换姓。安成先后迎来过好几位侯爷。最早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苍被封为安成侯,谥号“思”。此后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皇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崇被封为安成侯。到了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铫期,建武元年(25年)被封为安成侯;建武十三年(37年),刘秀的族兄刘赐又承袭了这个爵位。
但在这些侯爷之前,还有一位更为关键的人物,为安成县的传奇埋下了伏笔。
汉朝建立后,朝廷“续周之嗣”,将周平王少子汝坟侯姬烈的后裔周仁重新封为汝坟侯,赐号正公。周仁字季房,是安成周氏的一代始祖。据《新唐书》记载,周仁因“汝坟下湿,徙于安成”——因为原封地地势低洼潮湿,便将家族迁到了安成定居。周仁生有十子,长子周球官至执金吾,此后子孙“咸至大官”,安成周氏由此在汝南郡扎根。
严格来说,周仁受封的是“汝坟侯”而非“安成侯”,但正是他率族迁居安成,开启了安成周氏数百年的辉煌。称他为“安成周氏的开基始祖”,比称“安成侯”更为准确,也更能体现安成与周氏家族的血脉关联。
侯国扎堆还不算最风光的。三国时期,安成一度成为曹魏豫州的州治。一个县级政区能当上刺史的办公场所,说明它在汉魏之际的城邑规模和交通位置都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县,到了北齐,被废除了。隋朝大业年间,最终并入汝阳县,名字从行政版图上彻底抹去。从西汉设县算起,这个县存在了大约八百年;从隋大业年间(约607年)算起,它“失踪”至今已1400余年。
二、它最出名的时候,靠的是一个“倔人”
安成县真正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靠的不是哪个侯爷,而是一个叫周燕的人。
周燕生活在西汉宣帝时期,职务是汝南郡的决曹掾,主管司法。他的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周嘉传》里:郡太守执意要杀一个囚犯,周燕反复劝阻,太守不听。后来囚犯家人进京告状,朝廷追究下来,周燕做了一件在当时人看来既“傻”又“轴”的事——他主动站出来替太守顶罪。
按汉代法律,顶这个罪要受腐刑,就是司马迁受过的那种。周燕不愿受辱,绝食而死。史书说得很直白:“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五个儿子后来都官至一方大员,号称“周氏五龙”。
从周燕开始,安成周氏从一个地方家族,逐步长成了“天下著姓”。周燕的六世孙周嘉,在东汉以“信义”闻名,官至太守;到了魏晋,安成周氏出了周浚,官至安东将军,封射阳侯;周浚的儿子周顗,是东晋初年的重臣,官至左仆射,封安成侯,后来在王敦之乱中遇害,成为东晋政坛的一大悲剧。再往后,周炅家族祖孙三代都是隋唐名将,安成周氏的影响力跨越了朝代更迭,延续了数百年。
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家族从周仁那一代开始,就是从“汝坟”迁到“安成”的。《新唐书》记载周仁“以汝坟下湿,徙于安成”——因为原居地地势低洼潮湿,搬到了安成。这说明安成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高爽、适合居住的地方,与后来平舆说所指的“汝水北岸,其地皆重湿,不可筑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战争:一个繁华县城的“突然死亡”
安成县的衰落,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而是一场又一场战争直接砸下来的。
转折点出现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成了战场,安成地处汝南郡腹地,首当其冲。但真正给了安成致命一击的,是南朝宋泰始三年(467年)的一场叛乱。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记载了这件事:北魏西河公拓跋石率军攻打汝阴,已经降魏的宋将常珍奇“实怀贰心”,趁拓跋石后方空虚,突然反叛,“烧劫悬瓠,驱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民,屯于灌水”。
这段记载里有几个关键信息。悬瓠是汝南郡的治所所(该城自东晋元熙元年即418年起成为郡治),就是今天的汝南县城。汝阴是今天的安徽阜阳,秦朝设汝阴县,治所在今阜阳市区,西汉时为汝南郡都尉治所,此后历为汝阴郡、颍州、顺昌府治所。常珍奇一把火烧了悬瓠,然后把上蔡、安成、平舆三县的百姓全部驱赶到灌水(根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其地理位置在今天河南省固始县西南部)一带屯驻。安成与上蔡、平舆并列,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安成仍然是汝南郡的重要属县,但它的百姓被整县掳走后,城池也被付之一炬。
这不是安成第一次遭难,却是最致命的一次。人口被清空,城池被毁坏,此后北魏军队又打回来,常珍奇单骑逃奔寿阳。安成在两方拉锯战中反复易手,从此一蹶不振。
到了北齐,安成县被废除。隋朝大业年间,最终并入汝阳县。
四、最大的谜题:它到底在哪?
安成县废了,名字没了,但它的“遗产”还在——它的具体位置成了千古谜题。
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汝水》说,汝水过了上蔡县西之后,“又东南,迳平舆县南,安城县故城北”。这句话把安成故城定位在汝水的南岸,平舆县的南边。但“平舆县南”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具体在哪里,郦道元没有说得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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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括地志》给出了一个关键距离:“安城故城在豫州汝阳县东南十七里。”然而,后世《史记·魏世家》张守节《正义》引用时,将“汝阳”误为“汝陵”,“十七里”写作“七十一里”,由此衍生出第二个数字。后世《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引《括地志》时多写作“七十里”,正是沿袭了这一说法(我认为是纠正)。
这两个数字对安成地望的定位影响很大。若取“十七里”,安成故城距唐代汝阳县城(今汝南县城)很近;若取“七十一里”,则安成故城在汝南县城东南七十里,指向今天正阳寒冻镇一带。但“十七里”说也有问题:如果安成故城距汝南县城仅十七里,它不应该在隋唐以后彻底湮没、连位置都难以确定。这说明《括地志》的里程数据本身可能就不够精确,或者“汝阳县”在唐代的治所与后世有所不同。
这个矛盾直接催生了后世三说并立。当代《平舆县志》认定老王岗乡兴旺店村一带为安成故城,《汝南县志》认定王岗镇北湖村为安成故城,而正阳县则依据清代县志的考证,认定寒冻镇固城寺村为安成故址。三县各执一词,都有地方志依据,都有学者背书。2016年,平舆的“安城故城遗址”被列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正阳的固城遗址也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安成,两处省级文保,这种情况在全国也不多见。
五、被遗忘的线索: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暗号”
在三说之争中,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略:地名本身。
正阳县寒冻镇的“固城寺”这个地名,藏着一个重要的语音线索。清代正阳人彭良弼在纂修县志时指出:“汝水南有故城,土人讹为固城。正阳旧志仍为安成。”“固城”是安成“故城”在民间口传中的音讹——就好像历史上姓魏的人,为了手写方便,或避讳“魏”字中的“鬼”,改姓“位”一样——有时候文字的假借,在民间也可以如此随便。
更值得注意的是寒冻镇本身的历史。这个镇因地处古安城东,且为过路店,早年称“安东店”。明正德年间,河南乡试放榜,正阳安东店一榜考中举人十三名。喜报传至汝宁府,知府不禁赞叹:区区安东,实乃翰林栋梁之地也!”人杰地灵,安东小店便称“翰栋店”。此后,“翰栋”在传抄中因“翰”与“乾”字形相近而一度写作“乾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知县彭良弼觉得“翰栋”像是那个翰林在炫耀自己,便改成了读音相近的“寒冻”。所以“翰栋”是本源,“乾栋”是异文,“寒冻”是晚出的官方改名。从“安东”到“翰栋”再到“寒冻”,一个地名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地方记忆史。
1986年,固城寺附近农民还拾到一枚汉代有钮方形铜印,印文为“安成陶丞”。“陶丞”是汉代县级官署中掌管陶器生产的属吏,这类官印的出土,通常被视为该地即为汉代安成县治所在的有力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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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舆那边的证据也不弱。平舆老王岗乡的安城故城遗址面积达102万平方米,城垣呈梯形,城南有汉墓群号称“十八冢”。但从文献角度看,平舆说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难:明清以前的地理志中,并没有平舆境内“安成”的明确记载。平舆说的论证更多依赖于对《水经注》文句的重新解读和对地方志版本的取舍。
六、一个消失的县,留下一个不会消失的名字
安成县没了,但“安成”这两个字没有消失。
它活在周氏族谱里。汝南安成周氏的后裔遍布天下,族谱上“汝南安成”四个字,是家族最核心的身份标识。唐代名臣周允元,明明生活在安成县早已不存在的时代,史书上仍然写他是“安成周氏”。
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旁注。今江西安福一带,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也设有一个安成县,属长沙郡,治所在今安福县严田镇一带,比汝南安成设县更早。两个安成,一南一北,并存了数百年,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沿革关系。江西安成不是汝南安成的“侨置”,也不是南渡后的“复制”——它有自己的建置脉络,后来演变为安成郡,再改为安复县,最终在唐代成为安福县。但安成周氏南迁之后,族人仍然以“汝南安成”标识身份,周顗在东晋封安成侯,用的正是故乡的爵号。一个地名可以在两个地方并存,但一个家族的精神原乡只有一个。
它也活在地名里。正阳的“固城”,平舆的“安城故城”,汝南的“王岗”——每一个地名背后,都藏着一段关于这个消失县城的记忆碎片。
安成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消失的故事。一个县城可以被废除,一座城池可以被摧毁,一个家族可以南迁,但地名不会轻易死去。它会变成方言里的一个音变,变成石碑上的一行行文字,变成族谱里的一页页纸张,变成考古地层里的一片片瓦砾。
至于它到底在哪——正阳寒冻的固城寺,平舆老王岗的城垣,还是汝南王岗的遗址——考古铲还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安成在哪里,它都不曾真正消失。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片土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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