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0年12月9日，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一位老人捧着骨灰盒走下舷梯。盒中安放的，是牺牲六十年后才回到大陆的朱枫烈士。
骨灰归来，牵出一段长期尘封的隐蔽战线往事。1949年冬，中共中央曾设想借助台湾地下组织，配合解放军渡海行动，争取以里应外合的方式突破国民党防线。
这不是一场已经板上钉钉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当时缺少大规模渡海作战经验，海军力量也很薄弱，金门战役失利后，强行攻台的风险更为突出。岛内情报和策应，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朱枫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任务的。
1949年11月，朱枫人在香港。她时年四十四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原本已经准备返回大陆与家人团聚。组织临时通知她赴台，她没有过多犹豫，只说：“任务紧急，不能耽误。”
她以探望养女为名申请入台。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临行前，她给家人留下话语，意思是此行时间可能较长，请家人不必挂念。那张船票，后来成了家属记忆中极沉重的一件物品。
抵台后，朱枫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蔡孝乾取得联系，并参与传递一批重要军事情报。情报来源之一，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吴石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掌握台湾、金门、舟山等地的兵力部署与军事动向。他提供的材料，涉及部队番号、驻地和海上运输等内容，对判断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朱枫负责将有关材料转交出去。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方式，情报被写在隐秘材料上，或藏入衣物夹层，再通过交通关系转运。她原计划在1950年初离台，任务完成似乎只差一步。
变故出在蔡孝乾身上。
蔡孝乾是台湾早期共产党人，曾在大陆参加革命工作，熟悉台湾社会情况。1946年以后，他奉命回到台湾，担任省工委负责人。由于职务特殊，他掌握着许多地下党员的身份、联络方式和活动地点。
然而，地下工作最忌讳的，正是纪律松弛与资料失控。蔡孝乾生活作风散漫，保管秘密文件也不够严密，部分人员名单和联络记录落入了特务侦查范围。1950年1月29日，他在台北被捕。
被捕之后，他起初还试图抵抗，但在威逼利诱之下很快屈服，并供出了大量组织情况。关于他具体供出的范围，史料记载各有差异，但朱枫、吴石以及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暴露，已是这场灾难的核心事实。
朱枫并非没有察觉危险。组织曾设法提醒她撤离，吴石也曾帮助她寻找转移机会。遗憾的是，她仍希望把未完成的情报工作处理妥当，没有立即离开。等到她赶赴港口时，敌方已经掌握了她的身份和行踪。
1950年2月，朱枫被捕。审讯期间，她承受了长时间的刑讯，却没有供出更多情况。有关她咬碎并吞下金饰的记载，见于相关回忆与史料叙述，被视为一名情报人员在绝境中保护秘密的举动。敌人将她救活后，继续审讯，她始终守口如瓶。
1950年6月10日，朱枫、吴石等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遇害。朱枫牺牲时四十五岁，吴石时年五十七岁。关于她临刑前高呼口号的细节，不同资料表述略有差别，但她至死未改其政治立场，则有充分史料可以相互印证。
蔡孝乾的叛变，直接摧毁了台湾地下组织的联络体系。随后，国民党当局在岛内展开大规模搜捕，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原本用于策应解放军的情报网络迅速瓦解。里应外合的基础，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
但台湾未能在1950年完成统一，并不能只归结于一个叛徒。渡海作战本身就需要庞大的船只、制空权和后勤保障，金门失利也暴露出解放军海上作战经验不足。更大的转折发生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6月27日宣布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外部军事介入使原有作战部署被迫改变。
因此，蔡孝乾是关键人物，却不是全部原因。他的出卖让台湾地下力量遭到重创，外部局势的突变，则使军事行动失去了原本可能形成的窗口。
朱枫的骨灰在台湾滞留多年。直到2010年，在台湾人士刘添财等人的努力下，才辗转送回北京。那只骨灰盒抵达机场时，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烈士的遗骸，也包含着一份尚未被历史抹去的档案：在统一大业最艰难的阶段，曾有人深入险境，试图为渡海行动打开一条通道。
而蔡孝乾后来虽未立即受到惩处，却始终背负着叛变者的身份。一个人改变不了所有战局，却可能摧毁一张苦心经营多年的关系网。朱枫、吴石等人的名字，也正是在这张破碎的网络中，被后来的档案和亲属记忆重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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