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养老院干了8年，最怕看见老人分床睡

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我在养老院干了8年，最怕看见老人分床睡，护工夜里查房，床头柜里放两样东西，一个是药瓶一个是睡衣，家属来了谁也不敢翻，今天才敢说

我在养老院干了八年。

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初中，够一棵树苗长到能遮点阴凉。也够我把这栋楼里每个房间的门牌号、每个老人夜里几点翻身、哪个家属多久来一次，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怕的，是看见老人分床睡。

不是那种吵架了、赌气了、暂时分开睡。是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药瓶，一个是睡衣。整整齐齐。谁也不敢动。

家属来了，坐在床边，眼睛扫过去，看见了，又好像没看见。没人问。没人翻。

今天我想说说这个。

先说三楼东边那间，307。

住的是老周和他老伴儿，周阿姨。老周八十三，周阿姨八十一。两个人是前后脚住进来的，差三天。儿子送来的。儿子在城南开个小饭馆，忙，脱不开身。送来那天，儿子站在走廊里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我说这儿不让抽烟。他说不好意思，我这就走。

老周以前是中学老师，教物理的。背挺得直，说话慢条斯理。周阿姨是纺织厂退休的，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大。刚来那阵儿，两个人还睡一张床。后来老周起夜多，一晚上四五回，周阿姨睡眠浅，被吵得受不了。护理长建议分床。老周没说话。周阿姨说，分就分吧。

就这么分了。

两张单人床，靠墙一边一张。中间那个床头柜，是老周自己搬过去的。他搬的时候弯着腰，一点一点推，推了得有十分钟。我想去帮忙，他摆摆手。搬完，他把自己的药瓶放左边，把周阿姨的睡衣叠好，放右边。

药瓶是降压药，一天一粒。睡衣是件碎花的，洗得发白，领口都松了。

从那以后，那两样东西就没换过位置。周阿姨有时候夜里醒了，会伸手摸一下那件睡衣。我查房的时候看见过几回。她也不穿，就摸一下，然后翻个身，接着睡。

老周呢。老周从来不碰那件睡衣。他的药瓶他自己管，每天早饭后吃一粒。吃完，把瓶盖拧紧，放回原处。

家属来了，站在门口。儿子来的时候多，儿媳妇来得少。孙子来过一次，待了二十分钟，一直在看手机。儿子会问，爸，药吃了没。老周说吃了。儿子又问，妈，晚上睡得好不好。周阿姨说好。

然后就没话了。

儿子坐一会儿，站起来，说店里还有事，下回再来看你们。老周点点头。周阿姨说，你忙你的。

儿子走了。老周把床头柜上的药瓶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周阿姨把那件睡衣拿起来，抖了抖，叠好，放回去。

两个人谁也没看谁。

我在这干了八年，这样的场面见过太多了。多到我都快麻木了。但每次看见老周弯腰去推那个床头柜，我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你说他们感情不好吗。不是。老周有一次发烧，半夜说胡话，喊的全是周阿姨的小名。周阿姨耳朵背，听不见。我站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可他们就是分床睡了。

你说是谁的问题。说不清。老了。身体不由人了。起夜、翻身、打呼噜、腿抽筋。这些事年轻的时候能忍，老了忍不了了。不是不想忍，是身体不让忍。

分床，分的是床。隔的是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

再说五楼，502。

住的是刘奶奶，一个人。七十九。老伴儿走了五年了。她是自己要求住进来的。女儿在城西，一个星期来一次。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

刘奶奶的床头柜里也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速效救心丸，一个是老伴儿的一件旧衬衫。衬衫是蓝格子的，领子磨破了，袖口也磨破了。她叠得整整齐齐，压在药瓶底下。

女儿来了，从来不翻那个柜子。有一次我进去送水，看见女儿坐在床边，眼睛盯着那个柜子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低下头，开始削苹果。削完，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刘奶奶吃两块，说饱了。女儿把碗放回柜子上。手碰到那个衬衫的角，又缩回去了。

谁也没提。

刘奶奶跟我说过，那件衬衫是她老伴儿最后穿的那件。走的那天，穿的就是这件。后来换下来，她没洗，就那么叠着放起来了。她说，上头还有味儿呢。

我说，什么味儿。

她说，汗味儿。烟味儿。还有他那个药膏的味儿。他膝盖不好，老抹药膏。

我说，您留着这个，心里不难受吗。

她说，难受。可不留着，更难受。

她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摸那个衬衫的袖口。摸那个磨破的地方。来回摸。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在这干了八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不说。

刘奶奶的女儿有一次偷偷问我，我妈那个柜子里，是不是放着我爸的东西。

我说，是。

她问，什么东西。

我说，一件衬衫。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

然后她走了。下次来的时候，带了一盒点心。再下次来，带了一条围巾。她再也没问过那个柜子。

我有时候想，她到底想不想看那件衬衫。想了，为什么不看。不想，为什么问。

后来我想明白了。她想看。但她不敢。她怕看了之后，自己受不了。她也怕看了之后，她妈受不了。

两个人隔着一件衬衫，谁也不敢先伸手。

这事儿就这么搁着。搁着搁着，就成了习惯。成了习惯，就谁也不提了。

再说二楼，208。

这间住的是老陈头。八十六。他是这里年纪最大的。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耳朵背得厉害，跟他说话得凑到耳朵边上喊。

老陈头的老伴儿也在这儿住过。去年走的。走之前，两个人就分床睡。原因跟老周他们差不多。老陈头打呼噜太响，老伴儿心脏不好，受不了。

老伴儿走的那天，老陈头坐在床边，看着那张空了的床。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把那张床上的被子叠好，枕头拍平。把床头柜上老伴儿的药瓶收进抽屉里。把那件睡衣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从那以后，那张床就一直空着。护理长说，要不要把床撤了，腾出地方来。老陈头说，不用。就放着。

他每天早上起来，先把自己的被子叠好。然后走到那张空床边上，把被子也叠一遍。其实被子根本没动过，但他还是要叠。叠完，把枕头拍两下。然后坐回自己床上，等着吃早饭。

家属来了，是他闺女。闺女每次来都哭。老陈头就说，哭啥，你妈走得安生。闺女说，爸，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老陈头说，有啥不放心的，这儿有吃有喝，还有人说话。

闺女走的时候，老陈头送到门口。然后回来，坐在床边，看着那张空床。

有一次我值夜班，凌晨两点多，听见208有动静。我推门进去，看见老陈头坐在那张空床边上，手里拿着那件睡衣。他没开灯，就借着走廊的灯光，把睡衣翻来覆去地看。我没出声。他也没发现我。看了一会儿，他把睡衣叠好，放回枕头底下。然后躺回自己床上，翻了个身，面朝墙。

我轻轻把门带上。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来叠被子。两张床的被子都叠。叠得整整齐齐。

床头柜上，他的药瓶还在老位置。那件睡衣，还在枕头底下。

谁也没动过。

我在这八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床头柜了。

有的放着药瓶和睡衣。有的放着药瓶和老花镜。有的放着药瓶和一张照片。有的放着药瓶和一块手表。有的放着药瓶和一封信。

药瓶是必须的。老了，谁不吃药。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安眠的。一瓶一瓶，排在那儿，像一排小兵。每天早中晚，按时吃。吃完了，再买。医保报一部分，自己掏一部分。一个月下来，少的三五百，多的上千。

睡衣是必须的。老了，觉少。夜里醒了，睡不着，就躺着。穿着睡衣躺着。那件睡衣，可能是老伴儿买的，可能是闺女买的，可能是自己在地摊上挑的。洗了又洗，穿了又穿。领口松了，袖口破了，也舍不得扔。

药瓶是活着。睡衣是活着之外的那点东西。

我有时候想，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想，药瓶是给外人看的。睡衣是给自己看的。外人来了，看见药瓶，说一句“按时吃药啊”，就算尽了心了。可那件睡衣，外人看不见。看见了也不问。问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件睡衣，是留给自己的。留给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留给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我在这干了八年，最怕的就是夜里查房。

白天还好。白天有活动，有电视，有别的老人说话。走廊里有人走来走去，食堂里有人吃饭，院子里有人晒太阳。热闹。热闹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不显眼。

可一到夜里，走廊安静了，灯也暗了。我推着车，一间一间地查。推开门，看见的是一张张床。有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有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有的床空着。

那些床头柜，在夜里看得特别清楚。药瓶的轮廓。睡衣的轮廓。就搁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我有时候会站在门口多看一会儿。看那个药瓶，看那件睡衣。看那两张床之间的距离。

有的床挨得近，中间就一个床头柜的宽度。有的床离得远，隔了半间屋子。有的床，一张在这头，一张在那头，中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我见过最远的两张床，中间隔了得有四五米。老头睡这边，老太太睡那边。两个人夜里要是想说话，得喊。可他们从来不喊。

我问过护理长，为什么让他们分那么远。护理长说，老太太嫌老头打呼噜，老头嫌老太太翻身。两个人自己要求的。

我说，那他们白天说话吗。

护理长说，说。吃饭的时候说。看电视的时候说。就是晚上不说。

我后来观察过。白天，老头会给老太太夹菜。老太太会给老头倒水。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说有笑的。可一到晚上，各回各的床，各盖各的被子。

中间隔着四五米。和一堆说不出口的东西。

家属来了，看见这个场面，也不说什么。儿子来了，坐在老头床边，问几句。儿媳妇来了，坐在老太太床边，问几句。问完了，走人。

没人问，你们为什么离那么远。

没人问，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没人问，你们想不想离近点。

谁也不敢问。问了，老头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答。答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也没人敢接。

就这么搁着。搁一天，算一天。

再说四楼，401。

这间住的是张阿姨。六十八。她是这里最年轻的。年轻到什么程度呢，她还能自己下楼遛弯，还能自己去食堂打饭，还能跟别的老太太吵架。

她住进来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她是被儿媳妇送来的。

张阿姨老伴儿还在，没死。在家呢。但张阿姨跟他过不下去了。也不是过不下去，是儿媳妇过不下去了。

张阿姨跟我说过，她跟老伴儿分床睡，分了二十年了。从五十岁就分了。原因是老伴儿抽烟，抽得凶，一晚上能抽半包。她闻不了那个味儿。

分了二十年。分了二十年之后，儿媳妇说，妈，你去养老院住一阵子吧。家里房子小，孩子大了，得有个自己的屋。

张阿姨说，行。

就这么来了。

她老伴儿一个人在家。儿媳妇隔三差五去看看，送点吃的。张阿姨的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两趟。回来的时候，来养老院看看张阿姨，再回家看看他爸。

张阿姨的床头柜上，放着药瓶。降压药。还有一件睡衣。睡衣是她自己做的，蓝布，带小碎花。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裁缝铺干过，会做衣服。老伴儿的衣服，孩子的衣服，都是她做的。现在老了，眼花了，做不了了。

她跟我说，她那老伴儿，一辈子没洗过一件衣服，没做过一顿饭。她走了之后，不知道他能不能吃上热乎的。

我说，您儿媳妇不是去看他吗。

她说，儿媳妇是儿媳妇。不一样。

她说话的时候，手里在叠那件睡衣。叠好了，展开，再叠。叠了好几遍。

有一次，她老伴儿来了。是儿子带他来的。老头坐在床边，也不说话，就看着她。张阿姨也不说话，就坐在那儿。两个人对看了得有十分钟。

儿子说，爸，你说句话啊。

老头说，说啥。

儿子说，你想说啥说啥。

老头憋了半天，说，你那个降压药，按时吃。

张阿姨说，吃着呢。

然后就没话了。

老头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走吧。

儿子说，再坐会儿。

老头说，不坐了。

走了。

张阿姨送他到门口。老头走到走廊拐角，回头看了一眼。张阿姨站在门口，没动。两个人隔着走廊，看了一眼。然后老头转身走了。

张阿姨回到屋里，坐在床上，拿起那件睡衣，把脸埋进去。埋了一会儿，抬起头，把睡衣叠好，放回床头柜上。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

我在这八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就是个护工。我给老人端饭、送水、换床单、推轮椅、扶着上厕所、半夜查房。我做的都是具体的事。那些不具体的事，我做不了。

那些不具体的事，得家属做。可家属也做不了。家属来了，坐一会儿，问几句，走了。不是不想做，是不会做。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那件睡衣，就在那儿放着。谁也不敢翻。

我有时候想，那件睡衣到底是什么。

是一段关系。是一辈子。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两个人睡一张床。挤着睡，抢被子睡，搂着睡，背对着睡。怎么睡都行。睡醒了，该上班上班，该带孩子带孩子，该吵架吵架。

老了，身体不行了。你打呼噜，我听不见。你翻身，我睡不着。你起夜，我醒了就再也睡不着。那就分床吧。

分就分吧。

分了之后，那张床就空出来了。空出来的床上，放着那件睡衣。那件睡衣，是那个人还在的证明。是那个人还在你生活里的证明。是那个人还在你心里的证明。

可你不敢碰。碰了，就承认了。承认了什么，你也说不清。

家属来了，也不敢碰。碰了，就承认了。承认了什么，也说不清。

所以那件睡衣就在那儿放着。放一天，放一个月，放一年。放到落灰，放到褪色，放到自己也快忘了。

可它就是在那儿。

我在这八年，送走过很多老人。

有的走得安详。有的走得痛苦。有的走的时候，身边有人。有的走的时候，身边没人。

走得安详的，多半是那些床头柜上东西少的。药瓶也少，睡衣也少。什么都少。来的时候东西就不多，走的时候更少。

走得痛苦的，多半是那些东西多的。药瓶排了一排，睡衣叠了好几件。床头柜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床上放不下，就放在椅子上。

东西越多，牵挂越多。牵挂越多，越难走。

可那些东西，你能扔吗。不能。扔了，就是把人扔了。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件睡衣。那件睡衣，是她老伴儿的。她老伴儿走了十年了。十年里，她每天晚上都攥着那件睡衣睡。那天早上，我去叫她起床，发现她已经走了。手还是攥着的。我掰开她的手，把那件睡衣拿出来。睡衣上全是褶子，全是汗渍。我没洗。我把它叠好，放在她枕头底下。跟着她一起送走了。

家属来了，收拾东西。看见那个床头柜，问，这里面有什么。

我说，药瓶和睡衣。

家属说，药瓶扔了吧。睡衣也扔了吧。

我说，好。

可我没扔。我把那件睡衣收起来了。收在我自己的柜子里。现在还在。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收着。我就是觉得，不能扔。

那件睡衣，是一个人活过的证明。是两个人活过的证明。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证明。

扔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再跟你说说钱的事。

我在这干了八年，工资从最开始的两千八，涨到现在的四千五。八年，涨了一千七。平均一年涨两百多。一个月涨二十块钱。

可这里的收费，从最开始的一个月三千五，涨到了现在的六千八。八年，翻了一倍。

你算算这个账。老人的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儿女再添点，凑够六千八。有的儿女添得起，有的添不起。添不起的，就得欠着。欠着欠着，就欠成了坏账。

我见过一个老人，欠了三个月的费用。护理长去催，老人说，我儿子下个月发工资就给。下个月去了，老人说，我儿子这个月加班，下个月一定给。再下个月，老人不说话了。就坐在那儿，看着护理长。护理长也没办法，回来跟我们说，先垫着吧。

垫了三个月。后来老人的儿子来了，把钱补上了。补上之后，老人拉着儿子的手，说，你别怪爸。儿子说，不怪你。两个人坐在床边，谁也不看谁。

那是我见过的，最难受的场面之一。

你说养儿防老。防的是什么。防的是老了没人管。可管了，又怎么样呢。儿子一个月挣五千，房贷两千，孩子上学一千，生活费一千五。剩五百。五百块钱，能干什么。能交养老院的费用吗。不能。

那就只能啃老。可老有什么可啃的。老的那点退休金，也就够自己吃药。啃完了，老的没了，小的也垮了。

这笔账，谁也算不清。

我见过一个家属，在走廊里打电话。我听了几句。他说，哥，爸这个月的费用，咱俩一人一半。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没听见。他又说，我知道你难，我也难。可爸不能不管吧。那头又说了什么。他说，行，那我先垫上。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

挂了电话，他在走廊里站了半天。然后进病房，坐在他爸床边。他爸问，谁的电话。他说，哥的。他爸问，说什么了。他说，没什么，问你身体好不好。

他爸说，你哥忙，别老麻烦他。

他说，知道了。

然后他站起来，说，爸，我走了，下礼拜再来看你。

他爸说，你忙你的。

他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爸坐在床上，朝他摆摆手。

他转身走了。走得很快。

我站在走廊那头，看着他走。我心想，他下礼拜还会来。下下礼拜呢。明年呢。后年呢。

我不知道。他也不一定知道。

我在这八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来了，走了。来了，走了。来的时候带着东西，走的时候带着心事。心事越带越多，东西越带越少。到最后，人也不来了。东西也不带了。

不是不想来。是来不起了。

来一趟，路费、误工费、买东西的钱。算下来，少的三五百，多的上千。一个月来两趟，就是一两千。一两千块钱，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月的工资。对有的人来说，是孩子的补习费。对有的人来说，是房贷的零头。

来不起。真的来不起。

可老人不这么想。老人想的是，你怎么不来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天天坐在门口等。等谁呢。等她闺女。她闺女说好了星期三来。星期三没来。老太太坐到天黑。星期四又等。星期五又等。等到星期天，闺女来了。老太太问，你怎么才来。闺女说，忙。老太太说，忙什么。闺女说，上班。老太太说，你心里没我。闺女说，妈，你说什么呢。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到最后，闺女哭了。老太太也哭了。哭完了，闺女走了。老太太接着等。

下个星期三，又等。

你说这是谁的错。谁也没错。闺女要上班，要养家，要管孩子。老太太要人陪，要人说话，要人看一眼。

可这两件事，凑不到一块儿。

凑不到一块儿，就成了疙瘩。疙瘩越结越大，越结越死。到最后，谁也不敢碰。

就跟那件睡衣一样。

搁着。搁一天，算一天。

我再说说我自己。

我今年四十六。老家在乡下。我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儿子在县城读高中。闺女在镇上读初中。我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要钱。儿子上学要钱。闺女上学要钱。老人吃药要钱。盖房子欠的账要还。

我在这干了八年。八年里，我回过几次家。数得过来。五次。每年过年回一次。有时候过年也回不去。排班排不开，就得留下。

我儿子跟我视频，说，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过年。他说，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呢。我说，那也没办法。

他说，我想你。我说，妈也想你。

然后就是沉默。他那边沉默，我这边也沉默。挂了视频，我坐在宿舍床上，看着手机。手机屏幕黑了，我也没动。

我男人的手，全是茧。膝盖也坏了。工地上摔的。摔了之后，歇了半个月，又去了。我说你歇歇吧。他说歇不起。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凑齐呢。

我在这照顾别人的爹妈，可我自己的爹妈在老家，没人照顾。我妈八十了，耳朵也背了。我爸走了五年了。我妈一个人住。我弟弟在镇上，隔三差五去看看。可我弟弟也忙。忙着挣钱。忙着养家。

有一次我妈摔了一跤，躺了三天才有人知道。我弟弟赶回去，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怎么才送来。我弟弟说，不知道她摔了。医生说，你们这些做儿女的。

我弟弟没说话。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给一个老人换床单。换了床单，洗了手，站在走廊里，给我弟弟回电话。我弟弟说，妈没事了，你别担心。我说，我回去看看吧。他说，你回来能干什么。你那边请得了假吗。

我说，请不了。

他说，那你就别回来了。我照看着呢。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半天。然后我擦了擦眼睛，接着干活。

那天晚上查房，我站在一个老人的床边，看着她床头柜上的药瓶和睡衣。看了很久。

我心想，我老了以后，谁来给我放那两样东西。

我儿子吗。他在县城读书，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找着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我都不知道。就算他考上了，找着工作了，他也有他的日子。他的房贷，他的孩子，他的日子。

我闺女吗。她学习不好，以后可能就在镇上找个活干。找个婆家，嫁了。她有她的日子。

我男人吗。他比我大五岁。身体也不好。说不定他走在我前头。他走了，我就一个人。

一个人，床头柜上放什么。放药瓶。放什么睡衣。

我不知道。

我说到这儿，心里有点乱。

我在这八年，最怕看见老人分床睡。可我自己呢。我自己跟我男人，也分床睡。他在工地上，我在养老院。一年见不了几面。见了面，也是各睡各的。他打呼噜，我睡不着。我翻身，他嫌吵。

分了。早就分了。分了好几年了。

分床这件事，不是老了才有的。是活着活着，就分开了。为了挣钱，为了孩子，为了日子。分开住，分开睡，分开吃。分着分着，就成了习惯。习惯着习惯着，就成了自然。

可夜里醒来的时候，还是会想。想旁边有个人。想有个人能说句话。想有个人能给你倒杯水。想有个人能让你摸一下。

就摸一下。

那件睡衣，就是那个“摸一下”。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半夜醒了，伸手去摸旁边那件睡衣。摸到了，攥在手里。攥着攥着，又睡着了。

我见过一个老头，半夜醒了，不摸睡衣。他摸那个药瓶。摸完了，放在胸口上。搁了一会儿，放回去。

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半夜醒了，什么都不摸。她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到天亮。

我见过一个老头，半夜醒了，坐起来，走到对面那张床边上。站一会儿。然后回去躺下。

这些事，家属不知道。家属来了，看见的是白天。白天，老人都挺好的。吃了，喝了，说话了，笑了。可到了晚上，那些东西就出来了。

那些东西，是藏在床头柜里的。藏在药瓶和睡衣底下的。藏在两张床之间的距离里的。

我在这八年，最怕的不是老人走。老人走，是迟早的事。我最怕的，是那些活着的东西。是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是那些藏在床头柜里、谁也不敢翻的东西。

今天我说出来了。我知道我说出来了也没什么用。那些东西还在那儿。药瓶还在。睡衣还在。两张床还在。家属来了，还是不敢翻。老人还是不说。护工还是只管端饭送水。

可我说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就好像那件睡衣被翻了一下。翻了一下，又放回去了。可它被翻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也许没什么用。也许就是让我自己好受一点。也许就是让看见这篇东西的人，心里动一下。动一下，就完了。

我写到这儿，停了很久。

我想起老周。今天下午我去查房，老周坐在床边，周阿姨躺在床上。两个人没说话。老周在削苹果。削完了，切成小块，放在碗里。递给周阿姨。周阿姨吃了一口，说，酸。老周说，不酸。周阿姨说，酸。老周说，那我吃。

老周把剩下的吃了。吃完，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碗旁边，是药瓶。药瓶旁边，是那件睡衣。

老周没看那件睡衣。周阿姨也没看。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一个坐在床边，一个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转身走了。

走廊里很安静。别的房间也安静。这个时间，老人们都睡了。有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有的床上躺着两个人。有的床空着。

那些床头柜，在夜里看得特别清楚。药瓶。睡衣。就搁在那儿。

等着明天。等着家属来。等着谁的手，伸过来，翻一下。

可明天，家属不一定来。来了，也不一定翻。

那就搁着吧。

我走到护理站，坐下。手机响了。是我儿子发的消息。他问，妈，这个月的生活费，能不能多给点。

我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最后我回了一个字。

嗯。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黑着。走廊里也黑着。只有护理站的灯亮着。

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推上车，去查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