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8月，日本东京，外务省情报部编印的《周报》刊出一张男子照片，图下注明此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问题在于，照片上的人无论相貌还是神态，都很难与毛泽东对应起来。
这不是普通报刊的随手误植，而是日本政府系统出版物中的人物识别错误。更耐人寻味的是，文章作者波多野乾一在日本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人物和近代史颇有研究。如此明显的错认，便不只是“印刷失误”四个字能够解释的。
要理解这场乌龙，得先放回当时的传播环境。1937年的中国，照相技术远没有普及，报纸也集中在大城市。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看到政治人物的真实照片，偏远地区更谈不上通过图像辨认领导人。
毛泽东早年并非没有留下影像。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任职，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也曾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还与一些国民党人士合影。然而，这些照片并没有持续出现在公开报刊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关系彻底破裂。此后，国民党方面长期限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公开报道，毛泽东的名字即使偶尔出现，也常常被放在军事通缉或政治指控的语境中，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他的肖像。
1935年前后，国民党方面曾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悬赏缉捕。流传材料中，毛泽东的赏额被列为十万元。金额虽高，相关文书却未必附有清晰照片。没有可靠图像，悬赏对象便只剩下姓名、职务和传闻，辨认自然困难。
有意思的是，1937年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中，也没有把毛泽东列入其中。此书由杨家洛主持编纂，在当时具有一定资料价值。毛泽东并非没有影响力，而是长期处在公开出版物有意忽略的位置。
共产党方面也有自己的考量。战争环境下，领导人的安全极为重要，公开传播照片可能增加暴露风险。与此同时，早期共产党宣传更强调工农群众和革命组织，并不刻意制造个人肖像。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留下的一些照片，后来才逐渐被整理、公开。
真正改变外界认知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1936年7月，斯诺抵达陕北苏区，经过采访、观察和拍摄，把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形象与根据地状况带到了国际舆论场。
斯诺后来完成《西行漫记》，英文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在1937年出版，中文译本则于1938年问世。书中刊载的毛泽东照片，使许多外国读者第一次获得了较为可靠的视觉印象。此前，斯诺也曾在报刊上发表相关报道和照片，因此日本方面不能简单以“书还没有出版”作为解释。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并非完全没有渠道获取中国消息，但情报多来自不同层级的报告、报纸、传闻和线人材料。来源复杂，彼此之间又可能互相转抄。一旦最初的识别出现偏差，后续编辑若未核验，错误就会进入正式出版物。
更早时候，日本方面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就曾出现明显问题，甚至把他的经历写成“留学法国、研究经济学、回国后加入共产党”。这类内容与毛泽东实际经历并不相符，说明所谓专业情报并非无所不知，内部资料的可靠程度也参差不齐。
至于照片中的男子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有人猜测是冯玉祥。两人面部轮廓确有几分相似，但仔细比对后并不能确认。冯玉祥在当时本就是知名将领，日本方面不太可能轻易将其身份认错，因此这一说法也缺乏充分证据。
目前能够确定的，是《周报》把一张身份未明的照片标成了毛泽东，而照片人物的真实身份仍没有权威结论。它留下的并不只是一次相貌辨认错误，也折射出那个年代信息闭塞、政治封锁与情报失真的复杂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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