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公益三次升级，如何绕开“人走课断”死结？

游本昌公益三次升级，如何绕开“人走课断”死结？

教育内行人

他先是看见了那只书包——一只硕大的、黑色的双肩包，压在一个小学生背上，从远处看像一只移动的庞然大物。游本昌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个戴着大眼镜的孩子。

他在街上愣住，后来跟人说，那一刻他心里“五味杂陈”：“现在每一个家庭，起得最早的是孩子，睡得最晚的是孩子，作业量最大的是孩子。”正是这个瞬间，把这位已经演了半辈子“济公”的老人，推上了一条从2007年一直走到生命尽头、跟演戏截然不同的路：给孩子们上戏剧课。

这条路一走就是近二十年，还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升级。从北京一所小学每周一次的义务课，到杭州全免费的“济公学堂”，再到深入乡村的“种子计划”——每一次升级，都对应着一个前一次模式解决不了的核心问题。

第一次升级，从“验证有效”到“一个人教不过来”

2007年，游本昌结识了北京史家小学的校长，主动提出“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做快乐教育”，两人一拍即合。此后他每周去学校一次，在课后三点半给孩子们上戏剧表演课，风雨无阻地坚持了六到八年。

这个阶段，他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证明戏剧美育真的有用。他给孩子们排简单的剧目，让他们时而扮演动物，时而扮演各种身份职业的人。一段时间后，变化出现了：“过去怕见生人的，现在不怵了。”

一个特别不爱学语文的男孩，上完戏剧课交出一篇作文：“看这车水马龙的教室，有人笑，有人讲话，有人看窗外的世界……老师呢？老师在讲台之下，尽显孤独。”孩子的感受一旦被打开，文字自然就有了生命力。

游本昌说得明白：“我们这个艺术不是培养艺术人才，不是的，而是为了打开人的心灵。表达能力、展示能力、沟通能力，这是通过表演能够学到的，而且是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会表演，然后通过表演了解人生。”

但单点验证成功的另一面，是覆盖的局限——他一个人、一所学校、每周一次课，撑死也就影响几百个孩子。要让更多孩子接触到戏剧，他必须换一种方式。

第二次升级，从“一所学校”到“全社会”的免费学堂

2015年，游本昌决定在杭州办“济公学堂”，招收对戏剧感兴趣的孩子。两年后学堂开营，开学仪式上他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消息：第一期所有学员全额退还报名费，每人9800元。这一期培训，被他办成了公益课堂。

面对众人的不解，游本昌道出原因：他跟杭州有不解之缘，一举成名的《济公》就在这里拍摄，他要回馈这座城市；更重要的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培养的青年演员，他上学不仅免费还拿了补贴，“我就想把它做成免费的课堂，希望感谢所有信任我的人，还戏剧于人民”。

这一次升级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把戏剧教育从单校单点、面向在校学生的窄场景，扩展成了面向全社会热爱表演的普通人。受众从史家小学的学生，变成从各地赶来的艺术爱好者——覆盖范围突破了“一所学校”的物理边界。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学堂是集中式线下教学，能到场的终究是少数有条件专程赶来的人。那些真正缺乏艺术教育资源的偏远乡村孩子，压根不可能出现在杭州的课堂里。

第三次升级，让老师教会老师

2018年，游本昌发起成立济公公益基金会，日常工作交由女儿游思涵打理。

第二年，父女俩发起“种子计划”：从全国招募热爱表演的学员，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进行为期一年的免费专业戏剧培训，之后组成教师团走进基层乡村，一边给孩子们上戏剧课，一边给当地的在岗教师做二次培训——让本地老师学会之后，能在自己学校里持续开课。

乡村戏剧课现场老师指导孩子参与互动练习

截至2026年，教师团已走进全国10个县域的50多所乡村小学，惠及师生3万多人。有案例显示，山区学校里一个13岁男生，平时讨厌写作文、经常得0分或十几分，上了一次戏剧课后，在当天的语文课上交出了完整的一篇作文，让他的语文老师“惊呆了”。

基金会的人说：“就是因为在戏剧课上，别人对他的关注增加了，他被看见了，所以他就愿意表达自己了。”

第三次升级解决的，是前两次始终绕不开的老大难——可持续性。济公学堂覆盖了能到场的爱好者，却触达不到乡村；直接派专业教师短期支教，又会出现“老师走了课程就断”的困境。

种子计划的逻辑，是把方法交给本地人：给当地老师做三天左右的培训，让他们“照见自己的内心”，意识到自己有时对孩子太没耐心、太看重成绩，然后把这套方法带回日常课堂。

课程能不能一直上下去，不再取决于游本昌个人跑不跑得动、支教团队来不来，而取决于本地老师愿不愿意接着教。

这也是为什么，三次升级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三次——前两次都还是小范围、小体量的公益尝试，第三次才跳到“培训培训者”的层面，把游本昌个人的能力复制成了可以扩散的体系，从根源上绕开了“人走课断”的短期支教死结。

用基金会宣传大使胡歌的话说，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沉默寡言、封闭内心的小孩，是戏剧改变了他——这正是戏剧美育想抵达的深处。

这套模式，能复制到更多地方吗

种子计划的落地并非没有边界。它高度依赖基金会自筹捐赠，没有市场化营收反哺，项目运行5年覆盖10个县域50多所学校，单县域平均约3000人，无法支撑百万级人口县域的全域覆盖。

落地学校还得具备可灵活调配的课后课时、有愿意长期投入的本土在岗教师——在应试压力极大、艺术类师资完全空白的深度偏远学校，这套模式基本不具备条件。

再看同类项目的命运，更能掂出这套模式的成色。有基层剧团花数年培养乡村戏剧美育年轻学员，走“培养学员→下校授课→覆盖全县”的路子，最终因编制承诺未兑现、学员大半流失而烂尾。

国内绝大多数基层公共文化体系下的戏剧美育项目，财政预算只够支撑一两次送戏下乡或短期培训，资金不向长期师资培养倾斜，最终都演变成一次性节庆活动。

游本昌曾说自己做这些事的动机很纯粹：“济公济公，济世为公；济公文化，无我利他。”《济公》之后，他的人生揭开新篇章，“这都是来自济公，所以我也要还之于公”。戏里他演济公，戏外他做了半辈子“济人”。

从一只压弯孩子脊背的书包，到一座不收学费的学堂，再到散落在10个县域的种子教师——这三次升级递进的，不只是覆盖范围，更是一个朴素信念的落地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舞台上被看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