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自闭症女儿从不撒谎，那天她指着手机视频里的人，抓着我的手直发抖：妈妈，他每天夜里都在窗外看我

凌晨一点二十七分，手机屏幕亮了。

朵朵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整个人缩在床头，直勾勾盯着那道光。

屏幕里在放一则本地寻人启事，三年前走失的男孩，穿蓝色短裤，对着镜头咧嘴笑。

朵朵浑身发抖，指甲掐进我手背，声音细得像根快断掉的线：“妈妈，那个戴红头盔的叔叔，每天晚上都在窗外看我。”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向窗户，窗帘没拉严，留着一道缝。

我起身走过去，一把拉开，路灯把楼下花坛照得惨白。

没有人。

回身抱住她时，才发现自己后背汗湿了一片。

朵朵有自闭症，她从不撒谎。

可她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一个字都不想信。

01

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再没合过眼。

朵朵的手机是我白天给她下载故事视频用的。

我又拿过来看了两遍那则寻人启事。

走失男孩傅小昆，走失时五岁，穿蓝色运动短裤，左脚穿凉鞋，右脚的鞋不知道丢在哪里。

三年了，至今下落不明。

傅小昆的照片被放得很大，是个瘦瘦小小的男孩，虎牙露着，不太像在笑，更像照相时有点紧张。

朵朵的目光已经挪开了，缩在枕头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天花板。

我轻轻问她：“朵朵，你认识视频里的小哥哥吗？”她的下巴往里收了收，把脸埋进被子里，算是回答了。

她快七岁了，能听懂的话不少，能说出来的很少。

医生说她的语言能力大约停留在三岁孩子水平。

可我心里清楚，朵朵的眼睛常常比别的孩子看得深得多。

天一亮，我就爬起来打电话给康复学校的王老师，请了半天假。

朵朵的精神不太好，早饭也没怎么吃，白粥喝了两口就推开了，剥好的鸡蛋攥在手里，一下一下点着桌面，也不往嘴里送。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小手：“朵朵，昨天画的小哥哥，你是怎么认识的？”她没抬头，另一只手在桌上画圈。

我又问了一遍，她忽然停下动作，直直地看着客厅门口那扇窗户。

阳光从窗帘缝隙外面透进来，照得她半边脸红通通的。

她看了很久才说了两个字：“他哭。”

“谁哭？视频里的小哥哥哭？”我问。

她点头，又摇头，把下嘴唇咬住。

我试了几轮都没问清楚，只好作罢。

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屋里细小的灰尘在光线里浮浮沉沉。

我坐在朵朵旁边，把手机里那则视频又翻出来，一格一格地截图，放大，来回看。

视频时长四十多秒，前半部分是孩子的照片，后半部分是一段模糊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据说是小昆走失前几秒在一个路口被拍到的最后影迹。

画面的右上角，有个极微小的人形轮廓。

深色的衣服，看不清脸，站在路口路牌下面，像在等什么人。

我把画面放大到模糊不清，还是认不出来。

我盯着屏幕发了好一会儿愣，心里浮起某种说不清的熟悉感。

那个站姿，那个头型的弧度，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十点多，王老师打来电话问朵朵的情况。

我说没事，下午送去。

挂了电话，就把朵朵送回房间，自己坐在客厅里发呆。

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张纸。

朵朵画的。

灰蒙蒙的底子上，画了一辆面包车，车旁边站着一个人形，头上顶着一团刺目的红色。

那种红涂得又厚又重，蜡笔一层一层叠上去，几乎把纸磨穿。

我心里“咯噔”一下。

拿起那张纸端详了很久，没有敢问朵朵什么。

她也没有再画别的，蹲在阳台地上，用积木一块一块搭高塔，动作专注。

下午送她去康复学校的时候，我拐到小区物业监控室，找了个相熟的保安师傅。

我说昨天晚上想查一下凌晨两点多有没有可疑的人在楼下转悠。

保安师傅有点不耐烦，磨蹭了半天调出了录像。

我在走廊监控上看到凌晨两点十来分，一个黑影从东侧围墙根底下走过去，因为角度问题，只看得到上半身，脑袋上顶着个东西。

我又让他把时间往前调，调到了凌晨两点十几分和一小时之间的片段。

在围墙尽头的摄像头里，一辆摩托车一闪而过。

车手戴着一顶头盔，因为路灯的反光，头盔的颜色看不太真切，但能看出偏深，不是黑的。

保安师傅在旁边打了个哈欠：“这破监控，连个车牌都拍不清。”我点了点头，让他导出这段录像发到我手机上。

他问我干什么用。

我随口说丢了个快递想查查，他信了。

回到家里，我把那段录像放了好几遍，每一遍都在摩托消失的那一帧按暂停。

那片昏黄的路灯光里，看头盔的轮廓线条隐约像一个椭圆形的尖头。

那种形制，和普通市面上常见的半盔不太一样。

更像那种带面罩的越野全盔，戴在头上，能把大半张脸都遮住。

我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越看越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到底在哪儿见过这种头盔。

晚饭后，朵朵坐在地垫上涂色，忽然从墙上扯下她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旧画，递到我面前。

我看了一眼，那是朵画的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背景像是贴了瓷砖的墙，有点像学校门口的传达室，又有点像某栋别墅的车库外墙。

涂完色，她把画放回冰箱门上，不再说话。

我把那张画拿起来，对着灯翻转来看。

画纸的反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

这行字不是朵朵写的。

那笔迹带着大人习惯性的连笔，最末端那一横重重地顿了一下，拖出一道笔锋。

我仔细辨认那行字：给母亲大人留。

落款处还有三个字，像是名字。

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

算了，别自己吓自己。我告诉自己说。可能只是谁随手在纸上写了字，朵朵捡来画画而已。

可那行字里的那种口气，让我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每次说话都黏黏糊糊的，从来不肯把话说明白，总留一半让人去猜。和林高扬。

02

第二天下午，我接了朵朵回来，给她洗澡换好衣服，坐在客厅里。

王老师发来一段视频，是下午课堂上朵朵做手工的画面。

她手里一直在折一张纸，折了拆，拆了又折，反反复复。

最后终于折成了一样东西。

我看着屏幕里那件小小的折纸作品，慢慢认出来了，是一顶头盔。

那个形状和线条，带着尖顶，带面罩的越野全盔。

王老师配了一句话：“今天朵朵折得可认真了，你看这像不像个头盔？”我没有打出那段话。

我隔了一会儿才回了句：“是挺像的。”放下手机，我去朵朵书包里翻了翻，果然翻出那件折纸。

纸面被反复折过很多遍，边角磨得微微发毛。

我把它一点点拆开来，纸的正面原先是打印机打过的，还有认字的印刷字样。

折在里面的那一面上有人写过铅笔字。

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什么，上面写着：车已处理好，货也在。

你放心。

待老地方。

我看了好半天，每个字都认识，每个字都不认识了。

字迹，和林高扬旧手机备忘录里摘抄的那些记账笔记相似。

他习惯把“事情”写成“货”，我以前见他写过。

我又把那张纸摊平，压在一本书底下，手心里全是汗。

朵朵正在房间里给积木排队，头也不抬，专注得像个世界之外的人。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蹲下来问她：“朵朵，这个头盔是哪里来的？”她想了很久，张开嘴，挤出了两个含混的音节。

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懂，她说的是“柜子”。

“哪个柜子？”我继续问。

她已经不肯回答了，低头把积木一块一块排得整整齐齐，像一列听话的士兵。

我走进卧室，拉开衣柜翻了翻。

朵朵的衣柜，我的衣柜，放被褥的顶柜，全都没找到跟头盔有关的东西。

直到我趴到床底下想找那双失踪的拖鞋时，指尖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

我扯出来一看，是一本陈旧的硬壳画册。

那不是我买的。

我翻开扉页，看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给雨朵小侄女，叔叔送。”落款是林高扬。

画册里面夹着一叠旧照片。

有些是风景，有些是路边摊吃的，有些是摩托车仪表盘和路况。

翻到接近最后面的时候，我停下来。

那是一张夜景。

拍的是某条路的交叉口，路灯光把画面照得泛黄。

路边有一棵歪脖树。

树下面停着一辆灰色面包车。

因为光线太暗，车牌号看不清，但车身侧面贴着什么掉落了一半的贴纸。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放大，再放大，终于分辨出那张贴纸的残余形状，像是一个儿童节目的卡通图案。

那个卡通形象我记得太清楚了。

我侄女小时候最爱看，后来不看了，我记得朵朵也看过，是个绿色的小恐龙，头上长着三根红色的刺。

傅建辉的屋里，也有一个贴着同样贴纸的玩具。

我合上相册，坐在床沿上，整个人像掉进了一口深井。

林高扬在朵朵的画册里夹了一张灰色面包车的照片。

他不知道朵朵会画画？

还是他明知道她会画画，以此为某种暗示？

我那晚没怎么合眼。凌晨一点多，朵朵在床上翻了个身，闭着眼喊了句什么。她说得含混不清，我侧耳听了很久，听出她在喊：“纸，纸。”

我把她摇醒，轻声问她：“朵朵要看什么纸？”她指了指书桌上那张我压平摊开的折纸。

我拿过来，她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翻到反面。

那里有一行几乎看不见的、用铅笔画的小小轮廓。

我借着手机的手电筒光仔细看，好像画着一个蹲着的人形，背景有一辆面包车，那个人蹲在车尾，低着头。

那行字底下还有一行铅笔字：货在城南老站，墙后有铁门，雨天好走，平时有人守着。

我盯着那一行字，手心里渗出冷汗。

城南老站，我知道那地方。

三年前就已经废弃的货运站，在我住的小区往南大约七公里，一道长长的红砖围墙早就塌了半边。

如果有铁门，大概只有住在附近的那几个环卫工知道。

我不知道林高扬为什么会把地址写在纸上，塞进朵朵的旧画册里。

也许他知道朵朵会翻到。

也许他是故意的。

我攥着那张纸坐了一整夜。

窗外的天从浓黑慢慢泛成灰白，城市在鸟叫声里醒过来。

朵朵起床以后，像没事人一样换衣服洗漱，在桌上吃早饭时蘸着粥在桌上画圈。

我看着她，心里像有把钝刀子在来回磨：我到底该怎么跟她说清楚？

她的叔叔可能把她当成了信使。

上午九点，我把朵朵送到学校后，调转车头往城南开。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到那处废弃货运站。

红砖墙确实塌了半截，墙根底下长满了草。

沿围墙走了一段路，果然看见一扇生锈的铁门，门缝里塞着几片树叶。

铁门没有锁，只是被一根粗铁丝绞了几圈。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把铁丝松开，推门进去。

院子里空荡荡的，地上残留着刹车痕迹和碎玻璃。

我走到仓库门口，门是虚掩的。

推门走进去，光线昏暗，里面堆着些纸箱。

空气里有一股陈旧尘土的味道。

我在墙角找到一堆用塑料布盖着的东西，掀开一看，是一辆灰色面包车。

车身上蒙着厚厚的灰，车轮瘪了，明显停了很久。

我用手抹了一把车门上的灰，露出半截贴纸残痕。

那个绿色小恐龙的脑袋和一根红色的刺。

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退出仓库，重新把铁门绞好。

回程路上，我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座上很久没有动。

脑子里那些零碎的画面像碎片一样拼合起来，拼出来的形状，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给傅建辉打了个电话。

他没接。

我又打了一遍，依然没人接。

过了一阵才收到一条短信：“对不起，上午在派出所做笔录。刚出来。有什么事吗？”我盯着那句“派出所做笔录”，感觉血管里的血慢慢凉下来。

他为什么去派出所？

他为什么做笔录？

是报失踪，还是报了别的？

我犹豫了很久，打了四个字发过去：“没事。打错了。”

那天下午，我早早去学校接朵朵。

她背着书包出来，王老师跟在我身后递了一个铁盒子：“今天朵朵得了一朵小红花，她把花放这里了。你帮她收好。”我接过铁盒子，盒盖轻轻一滑就开了，里面有一朵红色的手折纸花。

花芯里面包着一颗小圆珠，像是从什么链子上拆下来的。

那颗圆珠通体金黄，打磨得很亮，不是金属，更像琥珀。

琥珀珠面上有一道清晰的裂纹，裂纹里嵌着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像风干很久的漆。

“这是哪儿来的？”我问王老师。

王老师摇头：“早上朵朵一来就把盒子给我了，说是叔叔的，托我保管。”我心一沉：“哪个叔叔？”王老师说她没问。

那一刻，我几乎听得到自己太阳穴突突跳的声音。

我在校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手心里握着那枚铁盒子，像握着一枚定时炸弹。

朵朵拽了拽我的衣角，仰头望着我。

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很柔软，像怕吓到我。

她说：“叔叔说的，不能给妈妈看。”

我想问她那位叔叔长什么样，多大年纪，高矮胖瘦。可朵朵已经挣脱我的手，跑到路边蹲着看蚂蚁了。

我低头看着那个铁盒子，里面那朵红花安静地躺着，琥珀珠子在盒底发出一圈淡金色的光。

阳光底下看久了，竟觉得那里面有东西在轻轻晃动，像一座微缩的天地，也像一个隐喻。

有什么东西早已从三年前那个雨夜开始，就无声地走近了我女儿的生活。

而我最害怕的，是我到现在才察觉。

03

那个周末，我去了傅建辉家一趟。

他还是住在那间老旧的出租屋里，头天晚上下雨，屋里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气味。

他比上次见面更憔悴了一些，眼窝青黑，手背上有几条细小的红痕。

我问：“你那天去做笔录，是为什么事？”他沉默了一会儿，递过一张纸来。

那是一张派出所受案回执，上面写着“寻衅滋事”四个字。

他说，前几天有个戴头盔的男人骑摩托跟在他后面，跟了三条街，后来在路口加速上来，用脚蹬了他车一下。

他连人带车摔出去，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

等爬起来时，那人已经骑远，他只看清楚那顶头盔的颜色：暗红色。

他说完，抬起眼看我：“你来找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盒子放到他桌上。

他打开看到那朵红花和琥珀圆珠，愣了好半天，手明显抖了一下。

他说：“这个珠子，是小昆他妈生前留下的东西。她做过一串项链，后来家里出事，项链散了。我找了很多次都没找齐。”

他拿那珠子时，手一直抖得厉害，半天没拿稳，掉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他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那年她把这串珠子交给我，说让我好好护着小昆。我那时候还嫌她啰嗦。”他停下来，喉咙动了好几次才继续说：“出事的那天下午，珠子少了一颗。我一直不知道掉哪儿了。”现在，它在我女儿的铁盒子里。

那天下午从他家出来，我把所有照片和证据的电子档发给了民警刘队。

他回复说：“明天上午你来所里一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第二天，刘队带我去了看守所。

隔着探视玻璃，我看到了林高扬。

他穿看守所的黄马甲。

看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继而露出那个标志性的、黏糊糊的笑容：“哟，嫂子还记着我呢。”我没说话。

他往椅背上一靠，仰着头看了看天花板，又垂下目光看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哥那事跟我可没关系。”

我说：“傅小昆。”他脸上的笑意慢慢收起来。

他垂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只有通过听筒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那孩子不是个意外。”他说：“是我哥让我处理的。他说有人看见了，那个小孩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他让我拦住他。”我隔着玻璃看着眼前这个人，仿佛在看一只蜕了皮露出本来面目的东西。

我说：“高扬，你把那孩子怎么样了？”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探视时间到了，法警过来把他带走。

他起身时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家那个小丫头，最好像个正常孩子一样，把不该记得的事都忘干净了，别给自己找麻烦。”

我浑身发冷。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我坐在车里很久没有发动引擎。

脑子里全是林高扬被带走时那种阴冷的目光，他在用他的话，敲打我，警告我，他不知道我手里握着什么。

也不知道朵朵的画里，藏着什么。

那天晚上，我带朵朵去了一家专业的儿童心理工作室。

接待我们的是个戴着无框眼镜的女老师，姓赵，三十出头，据说专门做自闭症儿童创伤记忆研究。

赵老师在朵朵面前坐了很久，拿了几张白纸和一盒新的蜡笔。

她没急着引导，只是安静地坐在对面削苹果。

削完以后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推到朵朵面前。

朵朵看了那块苹果很久，慢慢伸手拿了一块，咬了一口。

赵老师笑了笑，拿出几张卡通画让朵朵认。

朵朵指认得很快，到第三张时，她忽然不动了。

那是一张普通的儿童卡通插画——一个男孩子背着小书包站在路口，身前有一辆灰色面包车。

赵老师注意到朵朵的瞳孔收缩了一下，然后她把脸转向了一边。

她轻声问：“朵朵，你见过这样的车吗？”没有回答。

赵老师换了个问法：“你有没有坐过这样的车？”朵朵突然伸手把那张画翻过去，扣在桌上。

这个动作让我心口一紧。

她以前从来没有抗拒过任何卡通画。

那天晚上回到家，朵朵看起来疲惫极了。

我把她安顿好，坐在客厅里给刘队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今天的事。

刘队很快回复：“你那边的发现我记下了。这事比之前设想的大，你千万注意安全。”

我抬起头，目光无意识地扫过窗外。

对面楼顶的女儿墙上，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等我定睛看时，空无一人。

朵朵忽然从卧室里走出来，拖着那条小绒毯，声音含糊：“妈妈，窗下有蚂蚁。”我没听清：“什么？”她蹲在地上，指着窗台外侧的缝隙：“蚂蚁，红色的，爬上来了。”我走过去一看，窗台外墙缝隙里，确实有一条细小红色的水迹，在暗红色的砖缝里几乎分辨不出来。

那是什么？

是雨水？

是锈水？

还是别的什么？

我伸手抹了一点，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有一股极淡的铁锈味。那味道和琥珀圆珠裂纹里干涸的暗红色痕迹，一模一样。

我那一夜没有关灯。

坐在客厅里，抱着朵朵直到天亮。

她睡得不安稳，在梦里翻来覆去，偶尔发出低低的呓语，像是在叫谁的名字。

我听了几遍才听清。

她叫的是“叔叔”。

不是爸爸，不是林高明。

是“叔叔”。

是她画里那些不同颜色的叔叔，还是另一个人？

我在昏暗的台灯光下坐了一整夜，窗外的虫鸣和车声响了又停，停了又响。

天快亮时我下定了决心：哪怕拼上一切，也要把三年前那桩事的真相挖出来。

不能让我女儿的恐惧，继续长在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上。

04

接下来几天，我去了一趟本地档案馆，又跑了两家律师事务所。

刘队告诉我，林高明名下有一个挂靠物流公司的运输车队，法人虽然不是他，但实际出资人和操盘人都是他。

那辆灰色面包车，在法律归属上多次过户，过户完成后，原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的档案就被注销了。

一切在纸面上干干净净。

但刘队说：“如果那个孩子的遗骸能找到，加上目击证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目击证词。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在看守所里见了林高扬一面后，他就被转到了另一个羁押点，不允许家属探视。

民警告诉我，讯问进展不顺利，林高扬改口了，说案发那天他人在外地，灰色面包车早在出事前就还给了快递公司。

“有人给他递了话。”刘队说，“他改口的内容跟案卷里的某些细节吻合，这三年的空白期，有太多机会可以串供。”

我没有问是谁给他递了话。答案显而易见。

那段时间，我的手机开始频繁收到一些奇怪的短信。

有时是深夜两三点发来的，一串意义不明的数字。

有时空号不会拨回来。

有一次，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朵朵房门缝底下塞进来半张纸。

纸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站在路边，面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那小孩弯着腰，趴在车窗上往里看。

窗上映出的人影，边缘模糊。

我看了很久，手心沁出了汗：那画像中车窗上映出的轮廓，很像一个戴着头盔的人。

我不知道纸是什么时候塞进来的。

朵朵的卧室外面就是走廊，走廊尽头是阳台。

如果有人趁深夜里从阳台翻进来，把纸从门缝下推进去……我不敢再想下去。

当天晚上，我用一把旧椅子把阳台门从里面堵死，又把朵朵的小床挪到我卧室里，让她睡在我身边。

她在枕头上翻了个身，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我一眼。

她声音含糊黏软地问：“晚上……有人来吗？”

我说没有。她伸出小手指了指窗户：“白天来。”我愣住：“白天谁来？”她已经又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阳台检查，在防盗窗的栏杆上发现了一小片灰白色的尘土。

那尘土的质地很细，不像普通的风沙或雾霾沉淀，倒更像是石膏粉或腻子粉。

我的目光沿着窗台往上看，墙面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像是有人踩在窗外平台上攀爬时留下的。

我家住在三楼。

窗外没有平台，只有一道窄窄的装饰檐。

站上去极其危险。

谁会冒着失足摔死的风险，爬上三楼的窗台？

我报了警。

技术人员采集了那几道划痕的石膏样本和指纹，刘队给我打电话说：“指纹库比对没有结果。是个新手，或者……”他顿了顿，“或者是个从来没犯过事的人。这类人在案发前，生活里没有任何可追溯的痕迹。”

没过几天，小区物业换了新的门禁系统。

保安在业主群里通知：近期有几个住户反映，晚上有人按门铃但门口看不到人。

我在群里没有说话，把朵朵接回来后检查了门窗锁扣，又给王老师打了电话，拜托她在学校里多加留意陌生人。

王老师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最近出差多，总不放心孩子。

她说放心。

可她不放心，我也不放心。

那几天里，朵朵画画的频率明显高了。

她开始画一个人站在远处，高且瘦，手里没什么东西，只是站在那里。

有时那个人站在树下，有时站在路灯旁边，有时站在窗台边缘。

不变的是，那个人没有五官。

整张脸都是空白的。

她画完总会在人形的脚底下涂上一小块红色，像注脚一样，不知是在标出距离，还是标出血迹。

第五天傍晚，林高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出院了，声音听起来恢复了许多：“嘉怡，听说你在找人查高扬的事？”我说没有。

他没接话，沉默了几秒以后说：“你来一趟吧。有话当面说清楚。”他说了一个地址，是城郊一处偏僻的农家乐。

我握着手机愣了一阵。

最终说了声好。

出发之前，我往外套口袋里揣了一支录音笔。

想了想，又把朵朵送到学校，嘱咐王老师今天下课务必等我接走才能让朵朵离开。

到农家乐时天快黑了。

林高明坐在包间里，桌上摆了一壶茶，没点菜。

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头发剪短了，气色比住院时好了一些。

我坐下来。

他给我倒了杯茶，动作从容寡淡，像在谈一桩再普通不过的生意。

“高扬那件事，你费了不少心。”他开门见山。

我盯着他说：“小昆那个孩子，死了三年了。”林高明没接话。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事情追得太紧了，对你和孩子都不好。”这是威胁。

我感觉到口袋里那颗录音笔的红点在轻轻闪烁。

他看我良久，忽然笑了一声，笑容里带着说不清的疲倦：“你查的那些东西，我知道。那天高扬告诉我，说他见过朵朵的画了。那丫头画得真像。像到……拿给任何一个人看，都能认出来。”

他放下茶杯，慢慢把目光移向窗外。

窗外是一片菜地，再远处是灰蒙蒙的杨树林。

“我看过你传出去的那几张画。”他说，“那辆车的车牌，画得比监控还清楚。”我心里猛地沉了下去。

他停了很久，把目光转回来看着我：“我帮你处理，怎么样？”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把那些画和照片，都交给我，你把孩子带走，随便去哪里。以后林家的任何事情，都跟你没关系了。”

我看着他那张脸，像隔着很远的距离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说你要那些画做什么。

他说：“烧掉。”空气静了几秒。

我慢慢站起来：“林高明，你儿子没的事，你弟撞死的事，你可以烧掉画。但朵朵脑子里存着的事，你烧不掉。”我走出包间时，他把那杯茶端在手里，没有放下也没有喝。

背后传来他的声音：“卢嘉怡，你别以为你自己干干净净的。你家里那些纸上的证据，哪一张你说是她画的，就一定就是她画的？你什么都证明不了。”我没有回头，但脚步微微顿了一下。

我走出农家乐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上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个陌生号码：“嫂子，见一面吧，有些话当面说清楚比较好。”署名是林高扬。

我心里一凛。

他明明在看守所里。

刘队昨天才告诉我。

可那个陌生的号码却发来了这条短信。

我拨回去，没有接通。

隔了几分钟，对方发来一段语音。

我没敢点开，先转发给了刘队。

十几秒后刘队电话来了：“你现在的位置？那号码的基站信号定位在城东工业区周边。”他说，林高扬两天前已经被依法取保候审了。

所以方才给我发短信的，真的是林高扬本人。

我站在农家乐停车场的路灯底下，夜色从四面合拢而来。

攥着手机的手，微微发着抖。

我知道我不能独自去见他。

刘队说：“你先别动，我来安排。”我等着他的消息。

等了五分钟，却先等来了一通电话。

来电显示是王老师。

我接起来。

她的声音有点犹豫：“雨朵妈妈，朵朵今天下午一直不肯画画。她一直在窗边站着向外看，也不说话，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我愣了一下：“窗外有什么东西吗？”王老师说：“没有，窗外就是操场，当时其他孩子在跑，她看了很久。后来她回头跟老师说……”王老师停顿了一下，声音带着一种费解：“她说：‘叔叔在楼上看我。’”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有什么东西突然炸开了。我举着手机站在路灯底下，一阵夜风吹来，却觉得浑身冰凉到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