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来源：党史网）

转自：党史网

​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根据《红星》报节录，中央档案馆藏）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报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央档案馆藏）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在严峻的态势面前，中共中央开始决策部署战略转移的计划，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红军长征发动的历史见证。

长征前的决策部署

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并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李德拟定的计划，“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军事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则上都同意突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6日，共产国际在对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进行审议后复电，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要求：一是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二是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三是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四是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但博古没有在会上提出讨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问题，也没有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电报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博古、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并表示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前，舆论宣传承担着统一思想、稳定民心的重要使命。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该文为根据地中层和基层干部了解当前形势提供了依据，在红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各级政治机关迅速组织学习讨论，广泛传达“转移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

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始终保持战略主动的结果。

长征前的扩大红军与物资补充

为做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谋划战略转移的同时，也秘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扩大红军力量是战斗动员的中心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并对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最后决战关头的扩红运动作出具体指示。为此，中央苏区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多次进行扩红，在突围转移前各军团补充了大批新兵，这在部分红军指战员的日记中均有体现。如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6月30日到的一个团有1200余名新战士，7月11日拨来一个营200余人，7月16日派来新战士300余名。在扩红运动中，福建涌现出上杭才溪，长汀中坊，宁化淮土、禾口等扩红模范区。福建人民将自己的子弟整营、整连、整队地送往红军队伍，为中央红军补充了大批兵员。5月至7月，中央苏区总计扩大红军6.2万余名，比计划的5万名超额了近四分之一，这些新战士，有的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有的跟随部队走上了长征路。

筹集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长征准备。6月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指出：由于“红军的猛烈扩大与革命战争的急剧开展，要求我们以更大批的粮食，来供给我们的英勇作战的红军”，决定通过“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等途径，保证“动员二十四万担谷子来给与红军”。如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在日记中频繁提到筹粮，6月23日在山塘“动员征集粮食”，8月8日在洪田“征集准备粮食”，8月14日在苦竹“筹集粮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下，到9月，仅长汀县就完成30594担的筹粮任务，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下达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战略转移。

为补充武器弹药，红军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和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铁、铜、锡、土硝等物资，卖给政府。6月至8月，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09万发。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为保障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供应，根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

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费需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国家银行原来在江西的石城县一座靠山的房子内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保存了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集的贵重金银等。这些财物在突围转移前夕被全部带走，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长征前的军事掩护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7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旗帜下建立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训令指出：“党中央与军委决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中一个年轻的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6日，红七军团将士在瑞金叶坪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检阅了队伍，朱德在大会上讲了话，随后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北上，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界前进。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这件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它清晰地记录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宣言，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

8月1日，红七军团占领福建古田的水口镇后，公开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之后，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广大地区，长驱数千里，于10月进至闽浙赣苏区，同红十军会合，之后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至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失败，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8月上旬，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9700多人奉命撤离根据地西进。经过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红六军团于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红六军团西征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沿途不断将行军情形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也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行进的。这一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来源：《 学习时报 》（ 2026年09月04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