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顾炎武黄宗羲更决绝：隐居40年不剃发，死后200年影响中国

文/编辑：许砚秋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湘西草堂里，74岁的王夫之靠在病榻上。屋外石船山的冬雨下个不停。

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了一件事。墓碑核心文字只留九个字——“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完整铭文还有“字而农，葬于此”。不加任何清廷封号，不写任何头衔。

又说墓志铭刻好后，“止此不可增损一字”。

正月里天气湿冷，草堂四处漏风。王夫之就死在这间破屋里，终年74岁。他走的时候，头上仍然留着明朝的发式。

清朝定鼎中原已经将近五十年了。

一个在大山里躲了四十年的人，死后会留下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八百万字的著作日后会有什么用处。事实上，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文字几乎没有被人读到过。

更不会想到，两百年后，曾国藩会花大力气刊刻他的遗书。谭嗣同会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青年毛泽东会把他的书当作枕边书。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他死后的漫长岁月里，王夫之这三个字，几乎无人提起。

从举人到抗清义士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

他从小读书极快，七岁通读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以他的天资，本可以走一条金榜题名、入朝为官的路。

但他赶上了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随后清军入关，铁蹄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消息传到湖南，士人震骇。

王夫之那年二十六岁。他在衡山举义兵抗清，散尽家财，招募乡勇。义军很快被清军击溃，他本人几次差点死于乱军之中。

战败后他南下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被授予行人司行人。一个负责传旨和册封的小官。但南明小朝廷内部党争不断，王夫之很快发现，这里也容不下他做事。

他辞职了。

此后数年，他辗转湘西、郴州、永州、邵阳一带。藏在瑶人山区，改名换姓，躲避清廷追捕。清廷此时已经颁下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王夫之的应对方式很直接。不剃。不换衣冠。

他出门时头顶雨伞、脚踩木屐，取“不沾清朝地、不共清朝天”之意。

石船山下的四十年

顺治末年，王夫之回到衡阳。在城西金兰乡石船山下筑了一座草堂，取名“观生居”。

当地人称它“湘西草堂”。

草堂是什么样子？据后来的记载，就是一栋低矮的平房，土墙茅顶。他就在这里住了十七年，直到去世。

生活极苦。他没有田产，没有俸禄。早年靠授徒得一点微薄收入。到了七十一岁，身体不行了，不再授徒，收入完全断绝。“常有揭不开锅之窘”。

买不起纸笔，朋友周济一点。据他的后代回忆，王夫之晚年“竟无钱买纸，把别人不要的陈年账本翻过来装订成册”。时有领悟，便记在这些册子上。

他写书的速度却极快。四十年间，完成了七十多种著作。涵盖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历法、考据。后人编为《船山遗书》，一生著述累计近八百万字，留存下来的文字超过五百万字。

在早年观生居的墙壁上，他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六经责我开生面”，下联是“七尺从天乞活埋”。后来这副对联被悬挂在湘西草堂中厅。

意思是：六经要求我开辟新的局面，我这七尺之躯，就交给老天活埋吧。

他不是在发牢骚。一个不剃发的人，在清朝的土地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这句话的含义是：生命已经成了一个累赘。只有把它献给华夏文化的传承，才能让这条命有点意义。

他到底在写什么

要理解王夫之为什么被后世如此看重，得看他写了什么。

简单说，他在批判一整套东西。

他批判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明朝中后期，士大夫流行坐而论道，讲“心即理”“致良知”，讲得天花乱坠。但国家真出了事，没几个人能拿出办法。王夫之认为，这就是明朝灭亡的思想原因之一。

他提出“行而后知”。知和行不是一回事，行在先，知在后。一切学问最终的落脚点是有用，是能解决实际问题。

他批判“正统论”。历朝历代都爱讲“奉天承运”，说自己的政权是“正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直接拆穿了这个说法：“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意思是：天下不是哪一家的私产。一个政权有没有合法性，看的不是它姓什么，是它能不能让老百姓活下去。

这话在康熙年间说出来，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他还写了一套民族理论。在《黄书》里，他论证华夏民族必须“自畛”——自己划清边界，守住自己的文化和土地。这套思想在晚清被革命志士发掘，成为近代民族思潮重要的思想资源。

但王夫之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反对的是压迫和暴政，不是某个具体的族群。他区分了“亡国”和“亡天下”：亡国只是一家一姓的政权覆灭，亡天下则是文化道统的断绝。

所以他著书的目的，不是复明。明朝已经没救了，他心里清楚。他著书的目的是“存天下”——把华夏文明最核心的东西保存下来，传给后人。

古籍书影｜《船山遗书》，曾国藩主持刊刻版本

他活着的时候，没人读他的书

王夫之的著作，在他生前几乎没有刊印过。

这不是偶然的。他没有钱刻书，也不愿意求清廷的官员帮忙。更重要的是，他的书里有大量犯忌讳的话。骂清朝、骂正统论、骂空谈误国。在文字狱最严厉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人敢碰这些东西。

所以他的著作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他的学生莫尔雅抄了一部分，他的后代保存了一部分。其余的，散落在各处。

与此同时，顾炎武的《日知录》已经刊刻流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在士林中传抄。王夫之的名字，在清初三大儒中几乎是最边缘的一个。

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其实不如说，他选择了一条注定寂寞的路。

顾炎武游历天下，交游广泛，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黄宗羲讲学授徒，门生遍布江南。王夫之呢？他把自己关在石船山的一间破屋里，对着陈年账本的背面写字。

他不跟人来往。不是不想，是不能。一个不剃发的人，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都是危险的。

他的整个世界，就是那间草堂，和草堂外那座石船山。

湘西草堂，王夫之晚年著书居所，石船山下

两百年后，他的书终于被打开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军务倥偬之中，他做了一件看起来跟打仗毫无关系的事。

他决定刊刻《船山遗书》。

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王夫之的后裔在道光年间曾经刊印过一部分遗著，但印数极少，版片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熊手里有一些抄本，向曾国藩提起过这件事。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在曾国藩看来，刻印乡贤遗书，是一件“存亡继绝”的事。

他请了刘毓嵩、张文虎等学者负责校勘。自己在白天处理军务，晚上亲自校对。到1865年，金陵本《船山遗书》刊刻完成，收录58种著作。

这部书一出，情形就变了。

左宗棠读到了。谭嗣同读到了。梁启超读到了。章太炎读到了。

谭嗣同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还在一首诗里写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天地间万物复苏的曙光，要靠南岳的那一声惊雷。他说的“南岳雷”，就是王夫之。

梁启超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但给了王夫之一个特殊的定位。他说顾炎武的贡献在经学，黄宗羲在史学，而王夫之在哲学。“其学规模宏大，气象壮阔，非亭林、梨洲所能及”。

到了20世纪，王夫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多次到船山学社听讲。在《讲堂录》里抄录了大量王船山的语录。他后来回忆，自己“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备课用的参考书里就有《船山遗书》。因为手头的版本不全，他还专门写信给在长沙的徐特立，请他从湖南补齐所缺的册数。

三大儒，他为什么最特殊

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通常被放在一起说。

三个人都反清，都不仕清廷，都在学术上有开创性的贡献。但仔细看，他们的路径很不一样。

顾炎武是行动派。他游历北方各省，考察山川地理，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今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他的学术方法——考证、实证、不空谈——开创了清代朴学的先河。

黄宗羲是批判派。他的《明夷待访录》直接批判君主专制，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这部书在晚清被大量翻印，成为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

王夫之跟他们都不同。

他不游历，不授徒，不跟外界来往。他把自己封闭在大山里，用四十年时间，重建了一整套哲学体系。他从本体论讲到认识论，从历史观讲到政治哲学，从民族理论讲到教育思想。

他要做的不是批判旧世界，而是在旧世界崩塌之后，重新打一个地基。

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往往带着一种特殊的敬意。谭嗣同说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人”。章太炎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

但王夫之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他在石船山下写了四十年，写完就完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书被刊刻，没有看到自己的思想被人讨论，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后人记住。

他只知道，六经需要有人开生面。至于那个“生面”什么时候能开出来，不是他能决定的事。

那副对联至今还挂着

湘西草堂后来被修缮过。那副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还挂在中厅。

草堂外面，石船山还是老样子。山不高，树很密，冬天的时候有雾。

王夫之在这里住了十七年。加上此前辗转湘西的岁月，他隐居的时间前后将近四十年。

四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康熙平了三藩，收了台湾，签了《尼布楚条约》。清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期。

所有这些，跟石船山里的这个人没有关系。

他只是在写字。用别人不要的旧账本背面，写他这辈子最后想说的话。

那些字后来被装订成册，被抄写，被收藏，被刊刻，被阅读。从曾国藩到谭嗣同，从章太炎到毛泽东，一代一代的人从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他本人，在1692年正月的那个雨天，就已经走了。

墓碑上刻着：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

没有头衔。没有谥号。没有任何清廷的封赠。

一个不剃发的人，用一生守住了这十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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