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地：韩国贵族的青铜礼器与葬制

山西长治古称上党，战国时是韩国西北的重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队在城西的台地上挖出一批战国墓葬，出土的错金铜器和成套礼器，让一个长期被秦赵争夺遮住的韩国贵族群体露了面。

一、上党：被地理决定了命运的地方

长治盆地在太行山西侧，四面环山，海拔比华北平原高出一大截。古人给它起名叫上党，取的是地势高、与天为党的意思。这种地形在军事上意味着两件事：从外面打进来很难，从里面走出去也难。

春秋时期这一带属于晋国。公元前453年前后，韩、赵、魏三家分晋，上党归了韩国。摊开地图看，韩国的疆域在三晋里最局促，核心区在今天的河南中部，上党是它伸向西北的一块高地。这块高地对韩国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边角，而是挡住秦国东进的第一道墙。

问题在于墙太高，也太远。上党与韩国本土之间隔着太行山，联系全靠几条山道。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取韩国的野王，上党与本土的通道被切断。韩王决定把上党献给秦国换和平，上党守将冯亭不肯从命，转而把这块地献给了赵国。赵国接下上党，秦国不肯罢休，长平之战由此爆发。

一场改变战国格局的大战，起因就是一块高地的归属。而我们要说的这批墓，就埋在长治市区西侧的分水岭台地上，离当年那场大战的战场并不远。

这里要补一句地理上的分量。上党高地的价值不在于物产，而在于它是几个国家的交汇点。从长治往东，翻过太行山就是邯郸，那是赵国的都城；往南沿丹河谷地下去，是韩国的腹地；往西过乌岭，进入秦国的河东地区。四面都能通，也就意味着四面都可能来敌。

分水岭这个地名，是当地人对那片台地的称呼，因为地势比周围高出一些，像一道分水的脊。台地上土层厚，适合深挖墓穴，又不容易积水，是古人挑选墓地时优先考虑的条件。这也是长治一带从战国到汉代墓葬密集的原因之一。

二、墓里埋的是什么人

分水岭的发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七十年代。为配合城市和工厂建设，山西省的文物部门在这里清理出数百座古墓，年代从战国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其中规模较大的墓葬带有棺椁，随葬成套青铜礼器。

礼器的组合是判断等级最直接的东西。这些墓里常见的配置是鼎、豆、壶，有的还加簋和鉴，数量随墓的大小递增。鼎是核心，几鼎配几簋，背后是一整套礼制等级。出土器物中比较有名的是错金铜器，器表用金丝嵌出云纹和几何纹，颜色对比强烈，做法考究。

错金这种工艺，费工费料，只有出得起钱的人家才用。

乐器也是身份的一部分。大型墓里出现过编钟和石磬，虽然数量不多，但足以说明墓主在生前拥有自己的礼乐班子。兵器方面，剑、戈、矛都有出土，部分剑的形制与中原诸国一脉相承。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发生在陶器上。到了战国中晚期，墓里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仿铜礼器，形制模仿鼎、豆、壶，但换成便宜的陶土烧成。这个变化在各地墓葬里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它说明原本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礼器组合，正在向下扩散。礼制没有消失，它稀释了。

从墓葬的规模分布还能看出一点社会结构。分水岭出土的墓里，大型墓数量少，中型墓稍多，小型墓占绝大多数。大型墓有椁有礼器，中型墓多是单棺配少量陶器，小型墓往往只有一具骨架和一两件随身之物。这种金字塔形的分布，说明当时上党地区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等级社会，而不是普遍富裕。

青铜器之外的发现也能补充画面。墓中出土过车马器、带钩、铜镜和各类装饰品，还有成套的玛瑙环和水晶珠。这些随身物件比礼器更能反映日常生活，它们说明墓主群体属于有闲钱的阶层，讲究穿着和佩饰。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手工业发达，这些饰品有不少可能出自专门的作坊。

三、为什么这批墓也没有名字

按常理，几百座墓里总该有几个留下姓名的。实际情况是，能确认墓主名字的几乎没有。

原因不全在盗墓。三晋地区的青铜器铭文本就比西周的少，早期的铭文多是某某作器之类的短句，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铜器上出现的是另一种文字：工师、工、监造者的名字，属于官府手工业的责任标记。器物照样刻字，可字刻的是谁造的，不再是埋的人。

这背后是一次不小的转变。青铜器在西周是身份凭证，到了战国，它同时是国家管制的产品，责任到人，出了差错可以追查。铭文功能一变，我们对墓主的认识就丢了一条路。

拿同期的墓葬对比，差别就清楚了。山西太原的金胜村赵卿墓，墓主被认为是晋国赵氏的重要人物，随葬铜器成套成组，规模惊人；河南新郑的李家楼郑公大墓，出的青铜器也带着明确的国别特征。长治这批韩墓的等级不如它们，但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反而更能反映一个中等贵族的日常生活。

上党的结局也在预料之中。长平之战赵国战败，这一带随后归入秦国，成为秦的上党郡。分水岭的墓地在那之后逐渐停用，一个地方贵族的世代就此中断。

一个夹在强国之间的小国，能留下的东西本来就不多。铜器上的金丝、陶器上的仿制、墓坑里的排列，已经是它能给出的全部交代。

这里还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战国时期的地方贵族在史书里几乎不留痕迹。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是国君、将相和重大事件，一个上党地区的中等贵族，即使埋了成套的青铜器，也不会在文献里留下半个字。我们对他的一点点了解，全靠墓葬提供的实物。

考古报告里通常给出的判断是，分水岭墓地的使用者是韩国在上党一带的贵族和官吏群体。这个判断不是靠铭文得出的，而是靠器物形制的年代序列和墓葬形制的变化推出来的。器物的式样会随时间变化，把这种变化排成序列，就能给每座墓定位。

还有一个方面是墓地跟城址的位置关系。分水岭墓地在长治城区西侧的高地上，而战国时期的长治城就在附近，墓葬区与居住区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把死者安置在城外高处，是战国城市的普遍做法，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生与死的空间已经有了明确的安排。

如果一个国家在史书里只剩几条战事记录，考古还能替它补上什么？#历史#​

1.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

2. 《史记·韩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

3.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