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 CSIS专题论坛“经济结构差异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2026年WTO公共论坛

音频| CSIS专题论坛“经济结构差异对全球贸易的影响”@2026年WTO公共论坛

2026年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举办，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受邀参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举办的经济结构差异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专场活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与农业司司长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美国消费技术协会（CTA）国际贸易副会长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以及美国前商务部工业与分析助理部长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等就全球结构性经济差异成因、全球贸易发展桎梏、多边贸易治理机制优化、不同经济体协同发展路径等关键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CSIS高级研究员、WTO前副总干事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主持。

以下为研讨实录：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场由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讨论，主题是“经济结构差异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影响它如何理解市场信号、如何管理生产激励，并最终影响它如何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分析这些因素，对解决全球失衡至关重要。过去十年，我们看到围绕经济结构如何影响贸易政策、WTO和经济安全的拉锯越来越明显。这种争论体现在WTO总理事会和各委员会有关最惠国待遇、具体贸易关切和现有规则充分性的讨论中，也体现在有关“产能过剩”成因与影响、公平竞争环境和发展、争端解决，以及“公共机构”定义等问题上。

WTO在设计之初，是以一种基本的市场经济结构为背景的。当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但至少建立在贸易自由化逻辑之上。大家都会争取竞争优势，但基本设想是，各方总体遵守同一套规则。即使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尽管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当时也普遍认为各国大体是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一点后来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力量增强，加上有关补贴、间接融资、与市场信号和国内消费脱节的产能扩张等担忧，改变了竞争环境。作为回应，许多市场经济体也开始使用补贴、监管，以及美国采取的关税等政策来处理这些问题、缩小差距和纠正失衡。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组非常优秀的嘉宾：OECD贸易与农业司司长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博士；美国消费技术协会国际贸易副会长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Wiley Rein律师事务所国家安全业务负责人、合伙人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她曾任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分析助理部长并曾履行工业与安全副部长职责；以及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教授。

今天我们会讨论结构性差异，特别是国家主导经济的结构性特点如何同WTO原则相互作用；国家引导资本、产业补贴等系统性非市场因素怎样与现有贸易规则和透明度机制衔接；同时也会讨论市场经济体实施的大规模产业补贴和其他政策会产生什么系统性影响。我们还会比较货物、服务以及数字贸易中这些差异是否有不同表现，特别是数据治理和国家支持平台的问题，并讨论不同经济结构对发展和WTO改革、特别是公平竞争环境讨论的影响。

内容显然很多，而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所以直接开始。玛丽昂·扬森，我先从你开始。贸易扭曲与经济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非市场经济做法是否必然扭曲贸易？市场经济体采用的产业补贴、出口管制、国家安全监管和其他工具，又会怎样影响全球商业？它们造成的影响是否不同？

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

谢谢这些问题，安吉拉，也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讨论。你的问题中其实有很多不同概念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判断某一工具是否扭曲市场时，我们并不会因为采取它的是哪一种经济体，就先判断其影响不同；我们首先看具体采取的是什么措施。

比如出口限制。我们不会区分它来自哪一种经济制度，而是认为出口限制本身就可能给贸易带来问题。一个令我们非常担忧的现象是，过去20年出口限制的使用增加了五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幅度，而且很多限制集中在供应商数量很少的市场，所以一个经济体实施出口限制，就可能影响所有买方获得有关产品，因为其他替代来源非常有限。

那么，产业补贴由不同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实施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是否会不同？这不是我们直接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发现，在不同国家，补贴本身的测量以及透明度难度不同。这里我想具体谈一下我们建立的MAGIC产业补贴数据库。它以很多不同国家企业的财务报表为基础，覆盖15个行业，我们从财务报表中识别企业可能获得的各种支持，包括直接拨款以及贷款。

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贷款是否获得了优惠待遇，比如是否属于低于市场水平的融资。但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优惠贷款？怎么计算？你必须确定基准，正常利率是多少，正常价格是多少。我们在做这些分析时，会使用不同国家的信息。我们不仅测算补贴，也研究这些补贴对企业全球市场份额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受到过批评，有人认为我们选择的基准价格并不正确。这恰好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真正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价格信号的透明度。对我们OECD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市场开放以后，希望出口的企业和希望进口的国家都假定，可以依赖市场价格发出的信号。如果这种价格信号看不见、不透明或者不清晰，那么同一套原本普遍适用于不同经济制度的规则，在不同国家就可能产生不同实际效果。

我觉得本周发布的WTO《世界贸易报告》非常有意思，它提出了“接口挑战”这个概念。这正好对应了这个问题。如果两个经济体彼此都无法判断对方的价格信号，一方面，进口国会担心进口产品是不是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希望出口的国家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真正获得预期的市场准入。几十年前，WTO成员谈判时其实就认识到了类似问题，并且寻找过解决办法。

所以，我最后想强调：真正重要的是价格信号，是这些信号是否能够被识别、是否透明，以及政府是否在干预。最终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非常感谢你强调价格信号的重要性。这里不是简单判断一种经济结构“好”或者“不好”，而是看某一种体系会不会产生负外部性，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负外部性。你关于透明度的观点也很重要，因为只有透明，市场参与者才能真正理解这些信号。

王辉耀，下面我想请你回应一下。同时，我也希望从中国的具体情况讨论。中国领导层一直明确否认中国相对较低的国内消费与迅速扩大的制造能力之间存在矛盾。批评者则认为——这是批评者的说法——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长期、甚至可能具有掠夺性的竞争，通过有意建立远远超过国内乃至全球需求的制造业和先进技术能力，无视市场力量发出的警告信号，最终把竞争对手挤出去。

所以，我的问题首先是：你同意这种判断吗？其次，中国现在是否正在制定可信的经济政策，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吸收目前面向出口市场的更多产量，同时关闭一部分产能？还是说，中国实际上确实是在进行这种更加长期的战略？

王辉耀

谢谢安吉拉，很高兴来到这里。我认为今天“经济结构差异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这个主题非常相关。但我想强调，自GATT以来，WTO从来就不是为了让所有经济体变得完全一样而设计的。它的任务是建立“接口规则”，让不同制度能够共存，同时保护谈判形成的市场准入。因此，结构性差异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当然有国有部门、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部门。我认为中国经济主体实际上是私营经济，大约60%是私营部门，再加上15%到20%左右的跨国企业和外资企业，这已经构成中国经济的70%到80%；另外还有15%到20%左右的国有部门，主要承担一些国内公共产品职能，比如救灾、稳定就业等，有时候政府会通过国有企业完成这些工作。

所以，WTO本来就不要求单一经济模式。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也提出，需要围绕补贴、国营贸易、透明度和其他政策干预建立务实的“接口规则”。当然，大家的关切是真实的，但我们也不能假定只有一个国家是问题所在。产业补贴已经在很多经济体扩大，根据OECD覆盖企业的数据，2023年相关支持至少达到1800亿美元。当然，中国在一些行业比较突出。

但正如刚才OECD专家提到的，对OECD近期研究，中国一些专家也提出过不同解释。例如，研究在衡量西方企业时使用一种银行间融资利率，而衡量中国企业时使用LPR等其他基准，这里面存在相当大的可比性问题。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认为，中国这种混合经济结构帮助中国取得了经济发展。同时，中国也并不只是把所有产品拿去出口。比如我刚才另一场活动也提到，欧盟对中国贸易有逆差，但欧盟对世界其他地区整体上仍然有顺差。中欧贸易中大约一半属于中间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现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工厂”。

这意味着世界产业链对中国有很深的依赖。最近，通用汽车、大众、宝马等企业都延续了在中国的大型合资项目，因为它们仍然希望留在中国，很多生产也仍然在中国。因此，我们看中国出口时不能简单认为全部都是“中国企业制造”。中国进出口中大约40%由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进行。中国也许获得了劳动力收入，但很多利润仍然留在跨国公司的专利、许可费等收益中。苹果是这样，特斯拉也是这样。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中，也有相当部分由特斯拉、宝马、丰田等跨国企业生产。

所以，这些数字需要更加细致地分析。另一个可以缓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企业更多到世界各地投资，特别是欧洲和美国。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很多投资已经流向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如果政治关系更好，中国也完全可以增加对德国等国家的投资，比如把大众在中国形成的合资经验反向带回德国。但现在政治环境并不鼓励这种做法，还存在很多制裁。

所以，我认为这里有很多不同问题。不能因为经济制度不同就简单归罪于制度本身。刚才WTO首席经济学家还提到，20世纪60年代GATT就接纳了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真正要做的是建立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规则，这才是WTO问题的核心。中国、欧盟、美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都应该共同努力，为所有国家建立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简单指责中国。中国长期贡献了全球相当比例的经济增长，最近又宣布对一批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大量非洲国家提供零关税，还持续举办进博会和服贸会，而且中国本身在服务贸易上存在很大逆差。所以，有很多问题完全可以共同解决。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你介绍这些观点。接下来我想请纳扎克·尼卡赫塔尔谈一下。你刚才说WTO并不是为了让所有成员采用完全相同的经济结构而设计的，这一点我认为是成立的，也回到了玛丽昂·扬森刚才关于负外部性和市场信号的讨论。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因为另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性贸易扭曲，本国竞争能力受到损害，这会怎样影响它的经济安全？合理的回应又是什么？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谢谢这个问题，安吉拉。首先，我同意WTO的制度结构能够容纳不同经济模式，但前提是必须有规则，而且规则必须能够执行。不同国家可以共存，WTO和全球贸易体系过去也证明，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模式都可以共存。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规模特别大，同时存在大量扭曲，最后整个竞争环境就会向它倾斜。王辉耀博士刚才说，中国贡献了全球很大一部分GDP增长。但我也想提醒大家，这种增长可能会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分析。中国国内消费较低，当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时，相关收益并没有充分流向工人和企业，而是形成了政府进一步进行大规模补贴和海外项目的财政能力。

王辉耀博士刚才谈到中国希望到美国和世界各地投资。我过去曾负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相关工作。美国之所以严格审查中国投资，一个原因就是，一旦这些投资进入，美国本地竞争企业以及其他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其市场份额可能逐步被侵蚀。到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已经发生在美国境内，你甚至不能再通过关税处理进口问题。因此，如果韩国、日本和欧洲在美国国家安全关键领域的投资要保持健康，就不能让另一个参与者在美国国内市场把产业基础逐渐掏空。

玛丽昂·扬森刚才也正确谈到市场价格信号的问题。现在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磁体。中国在稀土永磁、超硬磨料等供应链上的控制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世界上任何制造商，只要生产需要电机或者精密切削，如果中国不愿意向你出口，你就可能无法制造你需要的产品。

这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国内工业基础也一样。如果连美国都依赖中国，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其他经济体同样会依赖中国。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除中国以外的国家能否制造某些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获得中国供应。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天平究竟向一边倾斜了多少。如果一个经济体拥有如此庞大的资本，可以在补贴规模上超过世界上任何单一国家，又能通过国内经济结构降低各种成本、向全球出口，而WTO现有贸易救济规则又不足以处理这些损害，那么WTO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实现规则现代化？在共识制度下能不能做到？

如果今天WTO没有规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又该怎样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助”？我每天看到的是，美国国内国防产业以及其他制造业正在遭受严重损害。国防领域的影响尤其明显。在我看来，这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预警。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WTO应该怎样回应，因为这显然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听听埃德·布日特瓦从科技行业和更广泛产业界的角度怎么看。

这种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学术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产生现实影响？市场经济体采用的补贴、出口管制和监管，与国家引导资本造成的挑战相比，会怎样影响全球供应链？补贴短期可能意味着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获得产品，那么普通消费者或普通企业为什么需要关心？这究竟是披着分析外衣的政治问题，还是确实存在更深层影响？

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

谢谢安吉拉，也感谢CSIS组织这场非常重要的讨论。我想从产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它不仅是WTO问题，也涉及全球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不断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以及企业和社会如何对此作出反应。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我们总部在美国，有1200家会员企业，其中80%是小企业，很多企业拥有全球业务。CTA有一条非常传统的原则：我们不主张政府为我们的行业提供财政支持。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很意外，因为很多行业人士会说，“能不能给我一点补贴？”但我们不会这么做。

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美国国债等长期问题，比某一项补贴或者政府支持试图解决的短期问题更加严重。半导体补贴时，我们没有去游说，现在税收抵免方面也不去游说。我们真正倡导的是创新，用创新释放人的潜力、解决社会最重要的问题。

但创新不会自己发生。它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个就是竞争。因此，当我思考经济结构差异时，我主要从创新以及它对普通人、普通消费者和普通家庭的影响来看。消费者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讨论复杂贸易规则，但如果市场份额长期被侵蚀，未来市场上的产品可能越来越无法根据普通消费者需要改进，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补贴还有一个问题：最终一定有人要付钱。可能是同时作为纳税人的消费者，也可能是进口商。但消费者甚至可能付两次钱。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受补贴行业长期来看不一定表现很好。这里有一个概念叫“道德风险”。一个受到补贴的主体可能觉得自己不会真正承担失败后果，于是作出不符合市场纪律的行为，把补贴花掉、造成负外部性。

最后，政府必须选择：让一家企业倒闭，让一批企业甚至一个行业倒闭，还是继续兜底？如果继续兜底，纳税人又要再付一次钱，最终仍然损害消费者。所以真正的争论是：你是否接受市场竞争本来就可能让企业退出，还是希望政府介入，阻止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针对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补贴采取的反制措施，本身也可能伤害消费者。如果这些措施没有严格针对具体问题，而是范围过大，就可能造成沉重负担，最终带来社会福利损失，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无谓损失”。

我们之所以担心这种社会福利损失，是因为它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力随着时间下降，越来越难购买日常需要的产品。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画过一个很简单的图：消费者和产业界夹在两股巨大力量中间，一边是补贴，一边是针对补贴的反应。我觉得，他们在这场博弈中实际上成了棋子。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你提供这样的视角。在学术讨论中，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律师和政策人士有时确实容易只盯着概念，而忽略企业、就业和增长这些现实影响。

在讨论WTO下一步之前，我想简单谈一下发展问题。玛丽昂·扬森，OECD成员资格通常被很多发展中国家视为某种“金标准”，因为它被认为代表建立在开放市场原则上的一定发展水平。那么，为什么OECD标准如此强调市场导向？

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

这个问题正好让我回到前面的观点。市场原则让不同经济体在经济意义上能够“理解”彼此，不只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个讨论会上互相理解，也意味着企业与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做生意时，能够知道自己面对什么环境。

申请加入OECD的国家应当遵守法治、拥有健康的竞争政策体系，并对所使用的政策保持透明。如果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就能够理解彼此的价格机制。

参加今天讨论以前，我理解OECD成员所谓“志同道合”，更多是指大家都是民主国家，或者价值观相近。但今天我觉得，它其实也包括价格信号。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价格信号，能够比较彼此的补贴、低于市场水平的借贷以及低于市场水平的股权融资，因为知道这些指标应该怎样解释。

不同经济制度之间，这显然更困难。所以，市场经济本身也代表某一种“志同道合”，这意味着我们内部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接口挑战”。

我希望把这一点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收获。王辉耀和我都对今年WTO《世界贸易报告》中的“接口”这个说法很感兴趣：不同经济制度要共同生活在一套规则之下，就需要某种接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方法。但在OECD内部，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接口来理解彼此，因为加入OECD的国家总体遵守相近规则、拥有相近制度，而且是市场经济。企业跨成员经济体经营时，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WTO和OECD都是大型多边组织，但成员构成和方法显然不同。你的说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OECD这个“俱乐部”采取这样的标准，也解释了为什么认同这种理念的发展中成员会把OECD作为目标。

王辉耀，我想请你回应一种批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也许能够成功推动早期发展，但当这个国家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以后，是否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系统性的全球“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这也对应埃德·布日特瓦刚才谈到的企业和公众面对的经济压力。

王辉耀

谢谢。我认为，当我们谈WTO改革以及下一步发展时，首先要承认WTO本身也需要进步和改变。中国的发展当然得益于WTO，也得益于世界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发展本身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比如，我认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推动创新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已经证明某些政策是成功的。美国也有《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欧洲也有绿色产业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其合理性。

谈补贴时也要看到产业发展阶段。比如最开始没有人愿意买电动汽车。大约15年前，美国驻华使馆每天公布北京PM2.5数据，北京市政府当时非常惊讶，但并没有因此采取报复，而是开始推动改变，因为当时北京很大一部分污染来自汽车。现在北京电动汽车比例已经很高，空气质量也明显改善。所以，我们欢迎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

再看太阳能，中国创新把太阳能电池板成本降低了70%到80%，这对世界其实是好事。现在全世界都面临山火、洪水、气候变化以及冰川灾害。如果中国能低成本生产相关绿色产品，我认为这是对世界的贡献。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结构，私营经济占主体，国有企业占一定比例。这种结构帮助中国建设了全球大部分高速铁路、5G基础设施以及大量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所以，我们不应该一看到这种发展就说“你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中国并不喜欢这种“战略竞争”叙事。

我认为美国很伟大。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这一任期更强调战略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变化。

谈到中国的一些回应，比如我两三个月前刚刚邀请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参加活动。他说，中美现在形成了某种“相互确保经济扰乱”的新均衡。我想他指的就是关键矿产等问题。但我要说，中国的一些回应是被芯片限制、技术限制以及大量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制裁实体名单逼出来的。中国名单上的美国企业数量远远少于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数量，两者根本不对称。

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中美领导人继续会面，希望双方建立贸易和投资机制，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最近夏季达沃斯在中国举行，主题就是“规模化创新”。中国每年有12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大约一半与STEM相关。即使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领先，也有大量AI人才来自中国。这说明双方其实高度相互依赖。

再比如，美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元输出国。中国可能有货物贸易顺差，但中国获得的美元又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国股市也长期处于高位。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一起计算，而不能只盯着货物贸易。

总之，我认为双方企业都希望合作。今年已有很多美国企业CEO到北京，我相信也会有中国企业家去美国。让企业说话，让双方真正开展合作，也让WTO成为不同制度之间的接口，而不是因为制度不同就说“我要制裁你、排斥你”。中国欢迎美国投资和企业。中国有时必须回应，但我认为这种回应总体上是克制的。我真心希望随着中美高层互动以及APEC、G20等会议，各方重新建立信任，也希望WTO作为一个大平台，把主要经济体重新带到一起。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安吉拉，我能回应一下吗？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可以。不过我先澄清一点，因为我也想让埃德·布日特瓦参与。王辉耀刚才谈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为了今天的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先同意一个前提：这里没有人在说某一种经济制度仅仅因为它叫什么名字，就一定是“坏”的。

这还是回到玛丽昂·扬森刚才说的，我们真正试图衡量的是不同制度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包括负外部性，当然也可能有正外部性。不是说某一种体系因为属于X类型，就一定应该被制裁或拒绝。

王辉耀刚才还说低成本绿色产品对消费者是“福音”。这正好又回到埃德·布日特瓦之前谈到的美国国内产业被掏空的问题。所以，纳扎克·尼卡赫塔尔、埃德·布日特瓦，你们可以回应一下，然后我希望留一些时间讨论WTO改革。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我简单说几点。安吉拉，我同意问题不在经济模式本身，而在于外溢扭曲。一个国家内部怎样安排自己的经济当然有自主权，但其影响应该尽可能留在本国，而不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经济体。

同时，我也想澄清，美国并不是任意限制芯片等产品出口。美国同很多国家合作进行芯片贸易、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也在大力推动出口。美国真正区分的是：你获得这些能力以后会拿来做什么？会不会威胁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大家都知道，美国长期认为自己也承担保护盟友的责任。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刚刚在中美高层会晤中强调自由贸易，承诺大量购买波音飞机，但几周以后又把波音列入黑名单，并制裁大量美国企业，而期间美国并没有采取新的行动，那么问题就变成：全球贸易体系到底要容纳什么样的政策行为？我们的联盟、透明度、可预见性以及所谓“志同道合”还有什么意义？一个国家如果可以在几周前作出大型采购承诺，几周后又突然进行报复，我认为这令人非常难以理解。

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

王辉耀刚才用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概念，准确说是汉克·保尔森所说的“相互确保经济扰乱”。这个说法显然借鉴了冷战时期的“相互确保摧毁”。

当年应对“相互确保摧毁”的办法，是相互裁军。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也应该讨论某种“相互裁军”：产业界怎样推动一种更合理的做法，减少政府为了实现政策目标而对市场实施的干预？

我们谈的是一些非常自信、希望促进发展和经济增长、同时拥有很多资源的大型经济体。但WTO有166个成员，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匹配大型经济体的补贴规模。所以我认为，WTO应该对大国说：如果你真的对自己、自己的产业和能力有那么大信心，那就减少补贴、减少政府支持，在市场基础上竞争。

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竞争才能真正推动创新，让企业寻找下一种解决方案。创新应该更多来自个人和私营企业，而不能总是依赖政府。

如果做不到“裁军”，至少下一步应该实现透明。因此，我提出一个行动建议：WTO需要形成一种“彻底坦诚的文化”。我本周早些时候也说过，WTO成员应该尽可能通知所有政府市场干预，让利益相关方知道这些措施是什么、理解它们、并有机会进行评论。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用“发展”作为不透明的理由。所有人都接受这种透明文化，才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这正好把我们带到WTO究竟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当然，我说的“WTO”不是这栋楼，也不是秘书处，而是成员，因为这是一个成员驱动的组织。

我们在一个共识制度中运作，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同意，但至少不能有人明确反对。同时，现在也在出现更多诸边合作。所以，在最后几分钟，我们把讨论放到WTO改革背景下来。我也希望最后能留一两分钟给现场提问。

很多人认为，WTO建立时的规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国家发展和成功，它们会逐步自由化，让更多市场信号发挥作用，并提高透明度。那么，过去30年这种预期实现了多少？很多成员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完全朝这一方向发展。

美国和其他批评者还会指出，“发展中国家”身份是成员自己定义的。但即使暂时不讨论标签，问题仍然是，今天WTO规则的实际运行是否还符合30年前成员的原始设计。有些成员也不愿降低约束关税，这未必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之间的问题，但同样涉及发展。

所以，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经济结构差异之下，WTO还能不能维持一套统一规则？还是说，我们最终一定会进入一个碎片化的贸易体系？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WTO应该讨论哪些新问题、采取哪些不同做法？最惠国原则等传统原则应该怎样调整？王辉耀先来。

王辉耀

谢谢安吉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避免WTO被进一步边缘化。

事实上，即使现在有贸易战、制裁和关税，全球贸易仍然在继续增长，去年世界贸易增长甚至仍然快于全球GDP增长。说明贸易体系本身仍然非常有活力。

现在有很多有效运行的地区贸易机制。比如RCEP，这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之一，中国、东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参与其中。过去几年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美国。

中等强国也越来越重要。CPTPP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中等强国推动，中国也希望加入，中国并不排斥这样的高标准贸易安排。

所以，我认为WTO应该让这些不断发展的地区贸易体系彼此对话。还有APEC，中国是APEC东道主，中国商务部也组织了很多部长级活动。随着中美领导人会面，APEC内部气氛也会更加积极。我们需要这种信任和健康的政治环境。

还有金砖国家。它们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很大。因此，WTO可以把这些地区和诸边贸易体系的经验总结、消化、提炼出来，让RCEP、CPTPP、USMCA等不同安排都到日内瓦交流，把最好的实践形成一套新的WTO规则手册。

当然，我们还应该恢复上诉机构，同时承认世界已经改变，中国也可以为WTO改革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很多领域自愿减少使用发展中国家待遇，但政治上仍属于“全球南方”。我认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WTO仍然能够在全球贸易中发挥领导作用。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不好意思，我能不能追问一个澄清问题？我不确定刚才听得是否准确。你能再说一下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立场吗？

王辉耀

我记得中国政府说过，中国并不寻求在WTO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关税已经下降很多，也向70个国家提供零关税。

中国在政治意义上当然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也属于“全球南方”；但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中国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也愿意作出更多贡献。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中国在WTO新冠疫苗相关决定中承诺不利用某些强制许可方面的发展中成员便利，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但据我理解，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成员，并且可以根据现有WTO规则使用特殊与差别待遇，也就是S&D。也许中国对未来作出了一些其他表态，但“发展中国家地位”整体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玛丽昂·扬森，我不想让OECD坐在这里告诉WTO该怎么改革，但在你认为合适的范围内，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

谢谢。为了稳妥，我还是回到埃德·布日特瓦刚才的发言，再谈OECD关于产业补贴的研究。

埃德·布日特瓦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大国很重要，经济体规模很重要。我们的经济模型也显示，分析贸易收益时，国家规模非常重要。第二，他主张WTO成员更加透明地披露政府市场干预，然后讨论产业补贴，最终实现某种“裁军”。

我想说，OECD的产业补贴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一些新信息。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只要在网上搜索MAGIC Database就能找到。这是一种新的产业补贴信息来源，希望能够补充WTO成员正式通知中的数据，也帮助提高通知质量，甚至鼓励成员提交更多通知。

我们希望，基于企业层面信息测算补贴的方法，也能够启发WTO讨论：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信息，才能真正提高透明度？而透明度将是“裁军”的前提。

但是，从围绕数据库已经出现的公开讨论可以看到，这不会容易。要实现“裁军”，首先必须同意各自到底补贴了多少。如果各方无法就应该测量什么达成一致，如果不能同意用哪一个利率判断低于市场水平的借贷和股权融资，那么连各自究竟补贴多少都无法共同确认，更谈不上削减多少。

我希望围绕MAGIC数据库的讨论能够给WTO提供一些启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模。我们的企业层面研究发现，在样本中的中国企业，其市场份额增长有大约60%可以由获得的补贴解释。我要强调，这是企业层面的结果，不是说中国整体全球市场份额的60%。

但如果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中的很多企业身上，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冲击显然要大于一个只有两三家全球企业的小国。

规模很重要。而且这个结果也说明，中国企业利用补贴扩大市场份额的效率似乎高于很多非中国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纳税人的资金“浪费”反而更少。

不过我要留下两个重点：第一，透明度是“裁军”的关键。要实现真正透明，大家还要能够理解彼此的价格信号，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第二，当一个经济体使用补贴或其他非市场政策时，这个经济体本身的规模非常重要。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玛丽昂·扬森，这些建议非常具体。纳扎克·尼卡赫塔尔，你愿意回应吗？然后我再请埃德·布日特瓦。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我同意玛丽昂·扬森的观点。总体上，我认为WTO制度对几乎所有成员都可以有效运行。正因为大家在一些方面具有某种“志同道合”，很多争端其实可以解决。

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持续不遵守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恕我直言，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就很困难，因为对一些国家来说，关税可能已经是它们面对中国这种大型经济体时仅剩的保护工具。中国持续不遵守规则，而补贴和其他市场扭曲又让中国企业可以压低价格、侵蚀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

所以，我想提出一种办法：WTO应该建立衡量“不合规”的指标。WTO当然已经有自己的成员，但如果任何成员达到某些严重“不合规”指标，就应该允许其他国家在WTO规则还没有通过共识实现现代化以前，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助”。

等到WTO完成规则现代化以后，再由WTO正式介入。在此之前，建立一些触发机制，让成员能够保护自己的产业，我认为是合理的。

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

我同意玛丽昂·扬森和纳扎克·尼卡赫塔尔。WTO其实可以做很多非常有用的事情，既为了成员，也为了成员国普通公民。

透明度当然是其中一个核心部分。同时，我认为，在讨论经济结构差异时，WTO需要更多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本周很多场次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企业界现在往往只有公共论坛期间才真正参与WTO。我职业生涯中做过很多APEC工作。APEC在商业界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与WTO差别很大，它对企业更加开放。

WTO因为本质上是政府对政府的组织，企业不容易参与，也很难真正理解这里每天发生什么，更难贡献专业意见。我知道这是程序问题，但它应该成为改革的一部分。未来讨论经济结构差异和所谓“接口”时，让企业界参与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分享CTA的一句口号。我们在华盛顿国会山有一个活动空间叫“创新之家”，墙上写着一句话：“创新，否则死亡（Innovate or Die）。”

我认为，WTO现在也到了这样的时刻。如果不创新，就会失去相关性，最后可能失去生命力。如果WTO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大家就会去其他地方找答案，我们未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常来这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但我还是希望继续回来。我喜欢这里，日内瓦很好。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埃德·布日特瓦。我也非常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商业界人士。过去我担任WTO副总干事时，公共论坛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因为我们能够听到外部声音，而且不只是秘书处，大使和代表们也能听到产业界、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地不同人士的意见。

时间差不多了。如果现场有一两个非常简短、但确实迫切的问题，我们可以一次收两个，然后请嘉宾严格控制时间，因为后面还有下一场活动。

纪文华

非常感谢，安吉拉。我会非常简短。

我觉得今天这是一场非常奇怪的讨论和辩论。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北京的法学教授。我认为，这一场讨论的特点就是“选择性取材”，大家都在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因为今天的讨论非常集中于中国和所谓产业补贴，所以我想问一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把“产业补贴”换成“农业补贴”，那么刚才大家使用的这些逻辑是不是仍然成立？

你们说规模很重要。美国和欧盟本身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补贴方之一，对吧？那么再回到服务业，那些在服务业占优势的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减少自己的服务业补贴？

所以，我认为未来完全可以按照同一套逻辑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下面请另一位提问者提出问题，然后嘉宾可以把两个问题一起回应。

现场观众

顺便介绍一下，我叫马克，以前在秘书处工作。

安吉拉，恕我直言，我认为你对“接口”这个概念以及它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可能过于乐观了。这个概念，我记得大约40年前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美国著名国际贸易法学者、GATT/WTO法律体系重要理论奠基者）就讨论过，特别是在思考反倾销等措施为什么存在时。

他的思路大概是，如果美国和日本两个经济体资本成本不同，就需要某种“接口机制”。但现实是，即使在日本问题上，各国后来也没有简单使用GATT救济作为接口。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时候还是走出了体系。

所以，我认为更现实的思考方式是今天上午有人提到的“稳定器”。当贸易体系出现非常严重的扰动，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纺织品问题时，各国会寻找某种稳定器。如果出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有必要，这些稳定器甚至可能在多边体系以外出现。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处在类似局面。所以，比如现在看欧中摩擦，如果认为所有问题都能够完全在多边规则框架内解决，我认为可能过于乐观——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两位的问题都非常有思考。我们给愿意回答的每位嘉宾大约30秒。王辉耀先来。

王辉耀

好，我简单讲几点。我认为WTO当然会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但必须升级。

刚才有人说APEC在企业参与方面做得不错。我想，WTO是不是也可以办某种商业峰会，让更多企业界声音进入这里？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必须更加明确地反对单边主义。这里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需要各种对话。这个体系应该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实力为基础。

第三，上诉机构问题必须解决。这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让它一直瘫痪，却什么都不做。否则WTO最后会失去实际效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信任。我真的希望来自不同地缘政治背景的领导人增加高层互访。只有政治层面有更多互信，WTO层面的工作才会容易得多。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谢谢。还有谁愿意回应？

埃德·布日特瓦（Ed Brzytwa）

我确实想回应王辉耀刚才的一点。我并没有建议WTO举办一个商业峰会。实际上，我的意思离这个建议非常远，我完全不同意。

我认为，WTO真正需要的是在日常运作方面向企业界更加开放，让委员会和企业有更多持续性互动。我以前在APEC工作。WTO如果搞一个商业峰会，很可能最后变成大型“花钱买参与资格”的活动，只有最大企业能够进入，而不是真正关心WTO每天实际运作的普通企业。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正讨论的，其实还有价值观是否一致的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真正重视什么：我们是不是接受政府把手按在天平上，扶持某一个产业，然后要求其他WTO成员接受这个结果？还是我们真正关心公平竞争环境？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终不会完全站在同一页上。

纳扎克·尼卡赫塔尔（Nazak Nikakhtar）

最后我补充一点。我认为“公平竞争环境”确实是核心。只有WTO真正让所有成员相信，它会承担起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责任，并认真解决美国和其他成员针对争端解决制度提出的一些合理问题，WTO才能重新建立信任。

否则，我认为这个体系还会继续一瘸一拐地走下去。WTO必须真正面对这些严肃问题，并拿出好的解决方案。否则，长期来看，目前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

最后请玛丽昂·扬森作总结。

玛丽昂·扬森（Marion Jansen）

谢谢。也感谢刚才有人提到农业补贴，这正好让我说明，OECD其实收集和公开很多不同种类的补贴数据，包括化石燃料补贴、渔业补贴、农业补贴，现在也包括产业补贴。

我们有时会被批评，说OECD在产业补贴问题上有偏见。但我们在农业补贴数据中同样明确显示，很多OECD成员自己就是大型补贴方。

所以，对我们来说，公开这些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表达透明的方式：不管最大的补贴方是谁，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公开。

最后再谈“接口挑战”。也许“接口”这个词确实代表了一种寻求共识的方式，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也许可以围绕它共同工作。但真正的接口在哪里，应该怎样设计，我不敢说自己有答案。

王辉耀刚才提到波兰的历史案例，而我一直强调“规模很重要”。当年对波兰有效的办法，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美国或者欧盟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我并不确定。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