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肆虐欧洲：五年夺命2500万，却意外敲响中世纪丧钟

1347年10月，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驶来了12艘船，它们是从黑海贸易据点返航的热那亚商船队。

然而船靠岸后，甲板上始终不见一个人走出来，港口的人觉得不对劲，登船查看，眼前是一片诡异的景象：绝大多数船员已经死去，仅剩几个奄奄一息的人，浑身多处发黑肿胀，发着高烧，神志不清。

惊恐的人们慌忙把这些船赶出港口，可为时已晚——船带来的东西早已登上了岸。

此后短短5年间，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消失，据估计超过2500万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这么多人生命的事件屈指可数。

这场后来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结束的？

黑死病的元凶是一种叫鼠疫杆菌的细菌所引发的传染病，也就是鼠疫。

这种细菌原本寄生在老鼠、旱獭等啮齿动物体内，吸食了病鼠血液的跳蚤再去叮咬人，疾病就传到了人身上。

也就是说，老鼠、跳蚤和人这三者凑到一起，鼠疫就会扩散开来。

那么这种疾病为什么会在14世纪以如此惊人的规模袭击欧洲？

关键在于一张庞大的贸易网——它由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开辟，在帝国分裂之后依然延续，把欧亚大陆的东西方连为一体。

13世纪，蒙古人建立起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从东方的中国一直延伸到西方的俄罗斯。

帝国境内，数条贯通东西的商路纵横交错，这就是丝绸之路。

人员、货物和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在大陆上来往穿梭，对商人们而言，那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对疾病同样便利，学界普遍认为，原本沉睡在中亚腹地的鼠疫杆菌，藏在混进商人货物中的老鼠身上，被一站一站地运往西方。

1346年，瘟疫抵达了黑海沿岸一座叫卡法的港口城市，这里位于今天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是热那亚商人的贸易据点。

正是在卡法，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

当时，这座城市正被一支蒙古系军队围攻。

可仗还没打下来，攻城的军营里反倒接连有士兵病倒。

走投无路的指挥官据说使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段：他命人把病死士兵的尸体放上投石机，一具接一具地抛进城内。

当然，这段传闻只出自当时一位记录者的笔下，究竟有几分属实至今没有定论。

但被围困的卡法城内确实爆发了鼠疫，这一点似乎确凿无疑。

城里的热那亚商人拼死登船，驶向故乡地中海，而他们的船里早已混入了瘟疫。

就这样，商船像逃命一样从一个港口辗转到另一个港口，也把疾病一路播撒。

此后的蔓延速度快得可怕：1347年末登陆西西里的瘟疫，第二年——1348年——便沿意大利半岛北上，又传到法国港口城市马赛；当年夏天蔓延至巴黎，随后跨海进入英国；1349年扩散到德国和荷兰一带；到1350年前后，已抵达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

仅仅几年时间，欧洲几乎全境沦陷。

而迎战瘟疫的欧洲本身也早已备好了让疫病一点即燃的土壤。

那个时代，城市里人口拥挤不堪，没有任何下水设施，街道上垃圾和污物遍地，对老鼠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乐园。

雪上加霜的是，几十年前的一场大饥荒早已掏空了人们的身体，普遍营养不良。

虚弱的躯体，无处可逃的密集城市，再加上一种人们毫无免疫力的疾病骤然闯入——在这样的处境下，疫情若不惨重，反倒令人奇怪。

本该带来财富的商路，就这样变成了死亡通道。

可以说，黑死病之所以酿成如此巨祸，恰恰是因为世界已经连成了一体。

登陆欧洲的黑死病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收割生命，这种病究竟有多恐怖？

人感染鼠疫后，首先会被突如其来的高烧和剧烈寒战击倒，头痛欲裂，连身子都撑不起来。

几天之内，大腿根部、腋下、脖子等处的淋巴结便像肿块一样鼓起，据说最大能有鸟蛋那么大。

肿块剧痛难忍，患者在煎熬中辗转挣扎。

更可怕的是皮肤上出现的黑斑：全身各处因内出血而变得乌黑。

很多人以为“黑死病”这个名字源于皮肤发黑，其实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误解，这个名称广为流传，已经是瘟疫暴发好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多数情况下，患者从发病到丧命只有短短几天。

昨天还在下地干活的人，几天后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样的事随处都在发生。

这就是鼠疫中最常见的一种：腺鼠疫。

在没有治疗手段的当时，感染腺鼠疫的人约有一半不治身亡。

而黑死病还有另一副更狰狞的面孔：细菌侵入肺部引发的肺鼠疫。

肺鼠疫患者的咳嗽和喷嚏中带有病菌，可以通过空气直接人传人，根本不需要经过老鼠和跳蚤。

哪怕只是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照料病人的家属转眼就成了下一个患者。

而且染上肺鼠疫，几乎无人能够生还。

人们认为，瘟疫之所以到了冬天也不停歇，正是因为肺鼠疫在人际间持续传播。

还有一种类型，细菌直接侵入血液。

这种情况下，甚至等不到肿块出现，患者当天就可能丧命——身体还带着乌青色，人便突然倒地，气绝身亡。

死者实在太多，埋葬完全跟不上，城市的景象宛如地狱，当时的记录者这样写道：墓地很快被填满，人们只好在郊外挖开巨大的土坑，把尸体一层叠一层地埋进去。

留下这份惨状记录的人之一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他的作品中对当时佛罗伦萨的景象有触目惊心的描写：早上还和朋友一起吃饭的人，晚上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共进晚餐了——死亡就是这样近在咫尺、猝不及防。

他本人在这部作品里写道，十个为躲避瘟疫的年轻人躲进郊外的别墅，靠轮流讲故事打发时日。

逃得掉的人弃城而走，逃不掉的人只能被留下。

意大利锡耶纳还留着一位叫阿尼奥洛·迪·图拉的人写下的记录，他写道，自己亲手埋葬了五个孩子，而和他做过同样事的父母还有许许多多。

据估计，英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更可怕的是，活下来的人连心也在崩坏。

害怕被传染，父母抛下孩子、孩子丢下父母各自逃命，这样的事在各地不断上演。

据说，无数人身边连一个照料的人都没有，孤零零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城市里行人绝迹，店铺关门，田地无人耕种。

“活着的人是不是还没有死的人多？”——这样的景象，蔓延在整个欧洲。

黑死病的恐怖不止于疾病本身，当时的人对这种病的真相一无所知。

今天我们知道元凶是鼠疫杆菌，但查明这一点要等到大约550年之后。

人为什么会死？怎样才能防住？没有任何人拿得出答案。

那个时代最被深信不疑的是“坏空气传播疾病”的说法：吸入污浊的空气、腐臭的气味，就会染上疾病。

于是人们拼命自保，有人嗅闻花香，有人在屋里焚烧香料。

巴黎大学的医师们甚至一本正经地得出结论：几年前土星、木星和火星连成一线的天象污染了大气，才催生了这场瘟疫。

在今天看来，这跟占卜没什么两样，但在当时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

医生当然不是没有，可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切开肿块、放血之类，对鼠疫毫无作用，往往反而把患者折腾得更加虚弱。

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开始有人这样想：这是上帝对人类罪孽降下的惩罚。

既然如此，就必须平息上帝的怒火。

于是，一群被称为“鞭笞者”的苦行人出现了。

他们从一个城镇游行到另一个城镇，用嵌着金属尖的鞭子不停抽打自己的脊背，想用摧残肉体、流出鲜血的方式向上帝赎罪。

几十人、有时几百人的队伍，浑身是血，边走边唱。

这诡异的游行非但没有安抚人们的不安，反而让恐慌愈演愈烈。

由于行为过于极端，教会后来干脆禁止了这场运动。

而恐惧最终长成了最丑陋的模样，面对病因不明的瘟疫，人们开始认定：一定是有人害的。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往井里投毒，瘟疫才传开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传遍了整个欧洲。

1349年，在德国斯特拉斯堡，据说多达2000名犹太人被逮捕，活活烧死。

类似的屠杀在一座座城市接连发生，被关在屋里纵火焚死的事也屡见不鲜。

当时的罗马教皇曾公开表示归罪于犹太人是错误的，可一旦群众的恐惧被点燃，谁也无法让它熄灭。

杀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被疾病吓破了胆的人。

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人可以变得多么可怕——黑死病把这个事实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那么，这场望不到头的噩梦究竟是如何平息的？

首先，第一波大流行本身出人意料地很快翻过了顶峰。

1347年登陆的黑死病用了大约5年时间席卷欧洲一圈，到1353年前后，第一波疫情基本平息。

原因之一简单而残酷：容易感染的人已经死得太多，而活下来的人当中具备抗病能力的人被留了下来。

换句话说，城市里已经失去了让瘟疫骤然燎原的“燃料”。

但人类并没有干等着风暴过去，正是这段痛苦的经历催生了一项划时代的制度——检疫。

港口城市里，有人注意到了一个规律：带病的船进港，城里就会开始暴发疫情。

既然如此，不妨先把可疑的船扣在海上，确认没有病人出现，再准许上岸。

1377年，在临海的拉古萨——也就是今天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出台了一项规定：抵达的船只必须在海上等待30天，船员们在城外的岛屿或海面上老老实实接受观察。

后来这一做法传到各地，等待期限被延长到40天。

为什么是40天，确切原因已无从考证，一说是因为“40”这个数字在《圣经》中具有特殊含义。

而意大利语中表示“40”的词就这样成了这项制度的名称并保留至今——据说这就是英语中“检疫”（quarantine）一词的由来。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检疫制度，正是在与鼠疫的搏斗中诞生的。

在威尼斯等地甚至还建起了专门隔离病人和疑似患者的岛屿与设施，好比一道道防止瘟疫入城的防波堤。

这些努力一点一点积累让后来历次疫情的损失逐渐减小。

随着疫情一轮轮重演，城市也一点点变得聪明起来。

在意大利的城邦，过去每逢瘟疫才临时召集的负责人，渐渐变成了常设职务：掌握每户人家的发病情况，叫停集市和节庆，限制人群聚集；出现病人的家会被做上标记，切断与外界的往来。

这些，可以说是今天卫生部门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古老雏形。

但黑死病并没有就此消失，这正是这种病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第一波疫情退去之后，鼠疫仍以几年到十几年为周期，反复卷土重来：1665年的伦敦，1720年法国的马赛，都暴发了重大疫情。

黑死病不是一次而过的灾难，在此后数百年里，它始终纠缠着人类。

事实上，欧洲人口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据说用了150多年。

仅仅一次大流行，就让整片大陆脱胎换骨，其创伤之深可见一斑。

那么，为什么最初那场大流行的滔天威势再也没有重现？原因至今没有定论。

检疫等防控措施、气候的变化、人们逐渐获得的抵抗力——学界认为，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了一起。

与其说人类打败了鼠疫，不如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总算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样说或许更接近事实。

就这样，黑死病在欧洲留下深深的伤痕后离去，但它带来的并非只有破坏。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瘟疫也深刻地重塑了此后的世界。

最先改变的，是劳动者的地位。

三分之一人口消失，意味着干活的人同样锐减，耕种田地的农民出现了决定性的短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领主们再也不愿放走剩下的农民；可若还像过去一样廉价使唤，农民就会干脆利索地投奔待遇更好的地方。

于是，农民的工资不断上涨，地位也一点点增强；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制度在西欧随之瓦解。

慌了手脚的英国在黑死病刚结束时甚至立法，要把工资强行压回疫情前的水平。

可一旦洪流启动，就再也挡不住了。

沉重的赋税和压榨激怒了农民，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法国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英国数万人规模的反抗队伍甚至一路推进到首都伦敦。

两场起义最终都被镇压，却在统治者心里刻下了深深的恐惧。

换个角度看，一个人手短缺的世界，也是一个每个人价值上升的世界。

一个人的劳动比以往更受重视，效率更高的工具和生产方式开始受到追捧。

失去权威的也不只是领主，教会的威信同样一落千丈。

面对如此巨祸，神职人员无力拯救世人：祈祷也好，依附也好，瘟疫都不会停下。

不仅如此，最先逃出城的神职人员、在照护病人时倒下的神职人员一个接一个。

把一切都托付给神的教诲的人们，心里开始萌生怀疑：过去的那一套，真的正确吗？

人们心中“死亡”的意义也在改变。

身份高贵的也好，卑微的也好，神职人员甚至国王，都一样浑身发黑、肿胀而死。

这景象告诉每一个人，世间任何地位、任何财富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击。

进入15世纪，在一轮轮大规模死亡的背景下，国王、主教与农民手牵着手和骷髅共舞的“死亡之舞”图案，开始被大量绘制在教堂墙壁上。

死亡不问身份，对谁都一视同仁——从黑死病中活下来的人们把这个沉重的事实刻进了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