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学家读完唐律疏议后惊为天人：这些法条放到今天仍管用！

一位研究比较法的德国法学家，曾带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罪刑法定、自首减刑、区分主犯从犯、死刑复核、涉外案件适用哪国法律 —— 这些，都是近代法典才确立的东西。

后来，他逐条读完了一部中国唐代的法典。

读完之后，他久久没有合上书本，只用了四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惊为天人。

因为他发现，那些他以为近代才有的原则，1300 多年前的中国人，早已写得明明白白，而且其中不少，放到今天的法庭上，依然管用。

这部法典，就是《唐律疏议》。

先说这部法典的来头

时间回到唐高宗永徽年间。

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长孙无忌等人在唐初《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修订颁行了《永徽律》，共 12 篇、502 条。

可律文写得简略，又有不少专门术语，各地官员理解不一，同一种案子，判决可能差出很远；当时科举还设有明法科，要选拔法律人才，也缺一部权威的统一教材。

于是永徽三年，朝廷又命长孙无忌等十九人，为律文逐条逐句作解释，追根溯源，旁征儒家经典，这便是 "律疏"。第二年，律疏完成并颁行全国，疏文附在律条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

律与疏合在一起，当时称《永徽律疏》，元代以后通称《唐律疏议》。全书 30 卷，约 32.3 万字。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典。一句律文，跟着一段疏解，律说结论，疏讲道理，"疏在律后，律以疏存"，既堵住了官员的随意曲解，也让法理代代相传。

第一篇《名例》，就是一部 "刑法总则"

打开唐律，头一篇叫《名例》，地位相当于后世刑法的总则。

疏议里有一句话，定下了整部法典的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行礼教是治国的根本，刑罚只是手段，二者如同晨昏春秋，相辅相成。这就是后人说的 "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名例》里，首先规定了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由轻到重，层层递进。

又列出 "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罪，或危及国家，或践踏伦常，被认为最不可恕，"十恶不赦" 这个词，正是从这里来的。

此外还有 "八议" 和 "官当"，给皇亲、功臣、官僚等群体以减免刑罚的通道 —— 这自然带着封建特权的时代烙印，可放在当时，它也是一整套自洽的制度安排。

第一条让他叫绝：没被揭发就自首，免罪

真正让这位法学家坐直身子的，是后面一条条具体原则。

唐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 犯罪之后，官府还没有发觉，自己主动投案交代，可以免予追究。

如果已经被人告发才去自首，只能减轻处罚；自首时避重就轻、隐瞒实情的，隐瞒部分照样论罪；而谋反等重罪，以及造成了无法挽回后果的罪行，则不在自首免罪之列。

什么算自首，什么只能算自新，能免到什么程度，唐律划得清清楚楚。这套逻辑，和今天许多国家刑法里的自首制度，几乎一脉相承。

第二条：共同犯罪，分首犯和从犯

再看共同犯罪。

唐律把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称作共犯，原则是 "造意为首，余并为从"—— 最先出主意、起意的那个定为首犯，其余跟着做的定为从犯，从犯比首犯减一等量刑。

但有几类罪不分首从：谋反、谋大逆、已经实施的谋叛，以及强盗等严重罪行，参与者一律严惩。

谁主谋、谁跟随，分别该担几分罪责，这套区分主从的思路，今天读来毫不陌生。

第三条：律文没写明的，照样能断案

法律不可能把世间万事写尽，遇到律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怎么办？

唐律给出的办法是类推，而且把类推的方向说得极明白："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一桩行为该不该罚、该罚多重，可以拿律文中已有的更重或更轻的情形来比照 —— 规定了轻的行为都算犯罪，与之同类、性质更重的行为自然入罪；规定了重的行为尚且不罚，更轻的行为便可知不问。

既不许法官随意比附、罗织罪名，又给了司法填补空白的规矩。这分寸，拿捏得相当成熟。

第四条：两个外邦人在大唐犯法，依哪国法律

还有一条，让这位比较法学者格外意外，那就是 "化外人相犯"。

唐律规定：同一国的人之间在唐朝境内相犯，各依他们本国的习俗法律来处理；不同国家的人之间相犯，则依唐朝的法律来论定。

换句话说，1300 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在认真处理 "涉外案件、不同族群之间发生纠纷，究竟该适用哪一方规则" 这个在今天仍属国际私法、冲突法核心的难题，并且给出了相当理性的区分办法。

长安城里胡商云集、遣唐使往来不绝，没有这样的规则，百万人口的国际都市根本无从治理。

第五条：老人、孩子、残疾人犯法，网开一面

唐律的刑，并不是一味地重。

对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律文分不同情形予以减免：年纪很大的、年幼的、身患残疾的，犯罪可以从轻，甚至不负刑事责任；年纪特别小、特别老的，即便犯了死罪，也有特别的宽宥程序。

一家人共同生活，亲属之间有罪可以互相隐瞒、不告发，称作 "同居相为隐"，除谋反等大罪外，法律不强求至亲之间互相检举。

矜老恤幼，亲亲相隐 —— 背后是对人情和伦理的体认，是法律在刚性之外留出的那一点温度。

一个人同时犯下几桩罪，该怎么并罚？唐律的办法是 "二罪从重"，轻重罪并发，按其中最重的一桩定刑，不把刑罚机械地层层相加；判完之后又查出漏罪、漏罪更重的，才补足差额。

至于一时查不实、罪与非罪存疑的案子，唐律倾向于从轻发落，允许以交纳赎金的方式了结，不轻易动用重刑。"罪疑惟轻"，宁可存疑，不可枉杀，这同样是慎刑的底色。

它不只管百姓，更盯着判案的官

一部法典好不好，还要看它怎么约束执法者自己。

唐律规定，法官判案若故意或过失地把无罪判成有罪、轻罪判成重罪，或反过来放纵罪犯，要承担相应罪责，这叫 "出入人罪"，错判多少，就要反坐到什么程度。

对死刑，更是慎之又慎，定下了复奏制度，处决前要反复奏报、多次审核，防止一时之怒枉杀人命。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被判死罪的，不过寥寥数十人。

把权力者自己也关进法条的笼子里 —— 这种 "慎刑" 的自觉，在 1300 多年前尤为难得。

它撑起了整个 "中华法系"

唐律的分量，还在于它走得很远。

在国内，宋代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清代的《大清律例》，追根溯源，都以唐律为宗。

在周边，日本的《大宝律令》《养老律令》，朝鲜半岛的《高丽律》，越南的《刑书》《国朝刑律》，从篇目体例到具体原则，大量直接取法唐律。日本学者曾感叹：在当时的世界上，发达程度能与唐律相比的法典，一部也没有；即便是中世纪西欧被视为划时代的法典，也比唐律晚了约九百年。

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由此成为世界几大法系之一。在很长的岁月里，中国不只是输出丝绸、瓷器，也在输出制度和法律，是整个东方仰望的制度高地。

真正的盛世，靠的是一套立得住的规矩

有人觉得，古代律法不过是帝王压迫百姓的工具，谈何先进。

可唐律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没有停留在 "以刑吓人" 的层面。它把礼与法、德与刑、宽与严、惩治与教化，精心调和在一起，既讲规矩，也讲人情；既约束百姓，也约束官吏；既立足当时，也为后世立法。

一个时代的强盛，不仅要看它有多少财富、多大疆域，更要看它能不能立起一套让社会安定、让人心信服、还能惠及后人的规矩。

唐朝做到了。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王朝早已更迭，律令的具体条文也多成历史。可那种 "德礼为本、慎刑恤民" 的治理智慧，那种把法律当作天下公器的郑重 ——

至今仍值得，一字一句，细细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