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天下午三点多,老伴在阳台上给那盆半死不活的茉莉浇水。
水从盆底渗出来,顺着瓷砖缝往客厅这边淌,我拿抹布去擦,听见儿子在电话里说,“爸,你们要是能早点走,对大家都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
像在说“今天菜市场的白菜涨了两毛”。
我手里的抹布停在茶几腿旁边。
那滩水正好映出窗外的一小片天,灰白色的,没什么云。
我盯着水里的天看了一会儿,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茶几腿好像有点起皮了,哪天得拿胶粘一下。
第二个念头才跟上来:他刚才说什么?
我没问。
他也没再说。
电话那头传来他那边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混着不知道是电视还是短视频的背景音。
过了大概有十秒,他说:“行了爸,我这边忙,回头再说。”
电话挂了。
老伴在阳台问:“谁啊?”
“发广告的。”我说。
我把抹布拧干,水从指缝里挤出来,有点凉。
阳台上的茉莉被老伴浇得有点涝,叶子开始发黄,但还在硬撑着开小白花,一朵一朵,稀稀拉拉的。
我站在客厅和阳台的推拉门中间,门框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是儿子小时候拿玩具车划的,那会儿他大概七八岁,划完了被我揍了一顿,他哭着说“爸爸我再也不敢了”。
那辆玩具车现在还在储物间的纸箱里。
前两年我想扔,老伴不让,说万一孙子以后想玩呢。
孙子今年二十三了,在南方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城市上班,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没有。
其实儿子那句话,我不是完全没听懂。
我只是当时没往那个方向想。
我今年七十九,老伴八十,两个人都有慢性病,我心脏放了两个支架,老伴膝盖换了人工关节,走路时间长了要停下来歇。
我们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七千出头,在这座三线小城里,够吃够喝,还能剩点。
剩的那点,以前都贴给儿子了。
他五十了。
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中层,前年刚换了套大房子,月供一万多。
儿媳妇在社区医院做护士,工资不高但稳定。
按理说,日子能过。
但他说不够。
房贷、车贷、孙子将来结婚的首付,他说这些压得他喘不过气。
我和老伴商量过,每个月给他三千。
也没立什么字据,就是到日子了转过去。
有时候他忘了,我们还得主动问:“这个月的钱收到了吗?”
他回一个“嗯”。
有时候连“嗯”都没有,就一个系统自动回复的“已收款”。
老伴说,孩子忙,别计较这些。
我也就没计较。
那天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边是老伴上午削好的苹果,切成了小瓣,用牙签扎着,已经氧化成了锈黄色。
我拿起来吃了一瓣,软的,没什么味道。
电视开着,在放一个什么调解节目,一个老太太哭哭啼啼地说儿子不赡养她,主持人在旁边义正词严地批评。
老伴看得津津有味,我站起来把电视关了。
“你关它干嘛?”
“费电。”
我走到卧室,把床头柜抽屉打开,里面有一个旧的牛皮纸信封,装着我们老两口的存折和一些现金。
存折上有九万多块钱,是我们攒了五六年的。
我翻到最近一笔转账记录,上个月三号,转给儿子的,三千。
我盯着那行字看。
字很小,黑色的,打印得工工整整。
然后我把存折合上,放回信封,把信封塞到抽屉最里面,用一叠老伴的体检报告压住。
我没跟老伴说。
当天晚上没转钱。
第二天也没转。
第三天是周末,儿子没打电话来。
以前每个周末他都会打个电话,说些有的没的,问我们身体怎么样,然后拐弯抹角提到这个月的开销有点大。
我一般会在那个电话之后的两三天内把钱转过去。
那个周末电话没来。
我和老伴去了趟超市。
她走得慢,我就推着购物车在旁边跟着,走到生鲜区的时候,她站在冰柜前面挑特价的带鱼,弯着腰看了半天,回头问我:“买两条?”
“买三条吧。”
“吃不了。”
“吃不了冻上。”
她看了我一眼。
我们在一起五十二年了,她太了解我了。
我没说什么,但她应该感觉到了什么。
她没追问,只是把三条带鱼放进购物车,又拿了一小盒豆腐。
结账的时候,前面排着一个年轻姑娘,买了一车东西,光酸奶就有三四种。
收银员一样一样扫码,嘀嘀嘀的声音很密。
老伴突然说:“咱俩上次给孙子转钱是什么时候?”
“过年。”
“他回话了吗?”
“回了。说谢谢爷爷奶奶。”
“然后就没了?”
“没了。”
老伴没再说话。
她掏出自己的那个旧钱包,拉链的金属头磨得锃亮,里面是一叠零钱,她数出几张,又数了一遍,递给我。
我接过来的时候碰到她的手,干巴巴的,关节有点肿大。
大概过了十来天,儿子来电话了。
那天是周三,我记得清楚,因为周三下午社区有免费测血糖的,我刚从那儿回来,手指头上还贴着棉球。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坐在门口换鞋,鞋带解了半天解不开。
“爸,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那个……”他顿了一下,“这个月是不是忘了?”
我握着电话,看着门口鞋柜上摆着的一排药瓶,有他的,有老伴的,有我的。
阳光从纱门透进来,照在药瓶上,每个瓶子都有一小片反光。
“没忘。”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有点粗,像是刚爬完楼梯。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解开鞋带了,把鞋脱下来,脚上袜子破了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
“爸,你这样就没意思了。”他的声音有点变了调,“你知道我这边多难吗?小杰明年要结婚,女方那边要彩礼,我这边房贷还没还完,”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你上次说,让我们早点走。”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也很平。
平得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有半分钟。
然后他说:“我那是……那是气话。那天压力太大了,随口说的。”
随口说的。
我没接话。
“爸?爸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那钱的事,”
“再说吧。”
我挂了电话。
把破袜子脱下来,光脚踩在地板上,凉。
然后我去阳台上把那盆茉莉挪了个位置,从西边挪到东边,因为西晒太厉害了。
挪的时候折了一根枝,上面有三个花苞,还没开。
我把那根枝插在水杯里,放在窗台上。
又过了大概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儿子打过几次电话,我都没接。
他发过微信,我没回。
老伴问过两次,说儿子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我说没有。
她不信,但也没再问。
我们俩就这么过着,买菜做饭,她浇花我擦地,晚上看两集电视剧,九点半上床睡觉。
日子好像也没什么变化。
只是每个月三号,我不会再打开手机银行了。
那笔钱就留在存折上,数字一点一点往上走。
九万三,九万五,九万七。
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有点像小时候攒糖纸,攒了一沓,拿橡皮筋扎着,也不干什么,就是攒着。
第三个月的时候,儿子来了。
那天是周六上午,我正蹲在门口修纱门。
纱门下面的滑轮坏了,推拉的时候总是卡。
我把整个门卸下来,坐在地上研究那个滑轮,手上全是黑色的润滑油。
一辆车停在楼下。
我没抬头。
听见车门关上的声音,脚步声,然后一个人站在我面前。
“爸。”
我抬起头。
他穿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肉有点往下掉,人倒是没怎么瘦。
他手里提着一箱牛奶,还有一袋水果。
“我来看看你们。”
“嗯。”
我继续修纱门。
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说:“我来吧。”
我没让。
他也没坚持,就蹲在旁边看我弄。
我拿螺丝刀把旧的滑轮拆下来,弹簧蹦了一下,弹到他手上,他缩了一下,没吭声。
“你手怎么了?”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一道疤。
“没事,前阵子做饭烫的。”
“你做饭?”
“嗯。小杰他妈最近腰不好,我学着做。”
我没再问。
把新滑轮装上去,试了试,顺滑了。
我把纱门重新挂上,推拉了两下,没问题。
然后站起来,去水池边洗手。
他就跟在我后面。
“爸,上次那个事……”
我关了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
“我知道我不对。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说话不过脑子。我后来想想,我真是……”
他的声音有点哑。
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他眼睛红了,但没哭出来。
五十岁的人了,站在我面前,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跟小时候打碎花瓶等着挨骂的样子一模一样。
“你压力大,我知道。”我说,“但你不能说那个话。”
“我知道。”
“你妈今年八十了。她膝盖疼成那样,上个月还给你儿子织了件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弄了一个多月。寄过去,小杰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他低下头。
“我跟你妈,活到这个岁数,没什么别的念想。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你要是觉得我们活得久了,你就直说。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爸,”
“我没说完。”我把手上的水在裤子上蹭了蹭,“你那三千块钱,以后不给了。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花。你那边,你自己想办法。你想来吃饭,提前说一声,多双筷子的事。你要是不想来,也不勉强。”
他站在厨房门口,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没有声音,就是往下掉。
他用手背去擦,擦了两下没擦干净。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我说,“但话是你说的。”
那天中午他留下来吃饭。
老伴做了四个菜,有他爱吃的红烧带鱼。
饭桌上谁都没提那件事,老伴问他孙子最近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就是忙。
老伴说忙点好,忙点有奔头。
他说嗯。
吃完饭他就走了。
走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鞋柜上,说:“爸,这是三千。以前你们给我的,我慢慢还。”
我没说话。
他把信封放下,换鞋,开门。
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门关上了。
我听见他下楼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越来越轻。
信封在鞋柜上放着。
我没动它。
老伴也没动。
就搁在那儿,旁边是那排药瓶和那把破纱门拆下来的旧滑轮。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老伴均匀的呼吸声,睡不着。
我想起很多年前,儿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半夜我和老伴抱着他去医院。
那时候没有出租车,我抱着他跑了两公里,老伴在后面跟着跑。
到了医院我浑身都湿透了,手抖得连挂号单都拿不住。
那时候我想的是,只要他好好的,让我干什么都行。
现在他五十了。
我想的却是,我还能活几年?
十年?
五年?
我心脏里那两个支架,医生说保养得好能用十年,保养不好说不好。
老伴的膝盖,医生说再过几年可能还得换一次。
我们不是活得太久了。
我们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所以每一句“早点走”,都特别刺耳。
我翻了个身,月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照在床头柜上。
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抽屉最里面压着,存折上的数字还在慢慢涨。
我想着明天去把那盆茉莉的枝条换下水,天热了,两天不换就臭了。
那根扦插的茉莉枝,在水杯里泡了一个多月,底下终于长出一点点白色的须根。
细细的,半透明的,在水里飘着。
我盯着那点根须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杯子端到阳台上,找了个空花盆,装了土,把枝条小心翼翼地插进去。
土是湿的,手指头陷进去,凉丝丝的。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活。
可能活,可能死。
活了就多一盆茉莉,死了就少一根枝。
都不是什么大事。
浇完水,我把花盆放在东边窗台。
太阳正好照过来,那几片蔫巴巴的叶子在光里面,绿得有点发亮。
客厅里老伴在喊我吃早饭。
我应了一声,把手上的土拍干净,往屋里走。
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盆新插的茉莉。
就一眼。
然后我进去了,关上了阳台门。
门关上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外面太阳挺好,里面早饭的粥冒着热气。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发现筷子是湿的,刚从消毒柜里拿出来,还带着点温度。
我握了一会儿,才夹起第一口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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