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日本东京，郭沫若登上回国的船时，佐藤富子没有同行。她留在身后的，不只是一个异国小家，还有五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以及一段此后再也无法完整续上的婚姻。
许多年后，人们更熟悉她的中文名字：郭安娜。这个名字，是郭沫若为她取的。她原本出生于日本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祖父佐藤昌介曾任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富子受过良好教育，做过护士，性情安静，信奉基督教。
她与郭沫若相识时，郭沫若正在日本求学，经济并不宽裕，却有强烈的文学抱负。一个是日本名门女子，一个是漂泊异乡的中国学生，身份、家境和国籍，样样都不相同。
家人并不赞成这桩婚事。富子没有听从劝阻，选择与郭沫若共同生活。1924年前后，两人结为夫妻，后来育有五个孩子。为了维持家庭，她从原本衣食无忧的小姐，变成了精打细算的主妇。
那段日子并不浪漫。
郭沫若写作、求学，家里的收入时常没有着落。富子承担了大量家务，也想办法补贴生活。有人劝她：“这样的日子太苦，还是回家吧。”她只回答：“夫妻既然在一起，总要把日子过下去。”
这句话很朴素，却几乎概括了她前半生的选择。
192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回到中国。此后，他投身革命和文化工作，人生道路发生巨大变化；富子则带着五个孩子留在日本。两地之间隔着海，也隔着越来越紧张的中日关系。她没有等来丈夫承诺中的团聚，反而要独自面对家庭的生计和外界的压力。
有资料记载，郭沫若离日后，富子曾受到日本警方盘问。她是家庭主妇，并不了解丈夫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却仍被当作可以追查的对象。那段经历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拘押时间和细节，后来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她长期独自抚养五个孩子，却是确定的事实。
她没有让孩子轻易取得日本国籍。这个决定，使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他们无法充分享受当地针对本国居民的救助。富子坚持认为，孩子身上有中国父亲的血缘，不能因为身处日本，就忘记自己的来处。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生活里的负担。她做过各种工作，省吃俭用，把收入优先用在孩子的学业上。五个孩子陆续长大，分别走上化学、建筑、工程、摄影、音乐和文学教育等道路。一个缺少父亲陪伴的家庭，竟被她一点点撑了起来。
1938年，郭沫若在中国与于立群结婚，并重新建立家庭。抗战和政治环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让郭沫若与富子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恢复。对富子来说，这并不只是夫妻分离，更意味着她曾经相信的婚姻，已经被现实推向了另一处。
日本投降后，富子曾带着孩子到中国寻找郭沫若。多年未见的两个人，重新面对时，已经不是当年东京街头的青年男女。郭沫若有了新的家庭和事业，富子带来的，则是五个孩子、几十年的辛劳，以及无法轻易说清的委屈。
据有关回忆，双方见面时间并不长，气氛也十分尴尬。她没有大吵大闹，孩子们的生活安排也没有因此改变。有人替她解释：“战争造成了这一切。”这句话或许包含宽容，也可能只是她不愿让孩子继续承受父母之间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富子与孩子们的去向再次发生变化。经过有关方面联系，她后来来到中国生活，并加入中国国籍。她没有把自己重新改回佐藤富子，而是继续使用“郭安娜”这个名字。对她而言，这个名字既有婚姻留下的伤痕，也有孩子与中国之间割不断的联系。
她与郭沫若并未恢复夫妻关系，往来同样十分有限。晚年一次探望中，朋友问她为何很快离开，她只说：“他不愿谈。”短短几个字，没有责骂，也没有辩解，却把几十年的隔阂显露出来。
郭沫若去世后，郭安娜仍在中国生活。她很少公开谈论过去，也不愿把自己的经历加工成传奇。她更关心孩子们的工作和生活，偶尔与日本亲属联系，却始终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归宿。
年过百岁时，她曾向子女交代身后安排，希望去世后安葬在中国。她还留下遗嘱，将个人财产捐出。1994年，郭安娜在中国去世，按照遗愿长眠于这片她曾经艰难选择、最终也认定为家园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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