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南海，毛泽东正在病榻上休息。突然，房屋剧烈震动，门窗作响，桌椅倾斜，身边工作人员立即围到床前。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行动和说话都十分困难，却没有表现出慌乱，只是示意大家保持镇定。
这场地震的震中在唐山，震级达到里氏7.8级。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铁路、道路、供水和通信系统大面积中断。按照后来公布的统计，唐山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十六万余人重伤，受灾范围波及河北、北京、天津等地。
中南海的震感同样强烈。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工作人员在天亮后将他转移到相对稳固的房屋。毛泽东醒来发现环境变化，立即询问自己被带到了哪里。有人向他解释，这是中央根据安全需要作出的安排。他听完没有继续争执，却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唐山灾情上。
他问得很细。
震中在哪里？伤亡情况怎样？开滦煤矿是否受灾？道路还能不能通行？这些问题，说明他关心的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灾区群众能否得到救助，井下工人能否脱险，救援队伍能否尽快抵达。
当时，中央还无法马上掌握完整情况。电话线路中断，交通受到破坏，最初送来的消息往往来自零散的口头报告。有关人员冒着余震和道路损毁的危险，前往唐山、丰南等地了解实情，再把情况带回北京。
有意思的是，第一批报告带来的冲击远超最初判断。来自唐山的同志抵达北京后，向中央汇报城市受损状况，讲到房屋成片倒塌、群众被埋、医院无法正常接诊时，现场气氛十分沉重。有人问：“唐山究竟怎么样？”来人回答：“损失太重了，许多地方已经找不到完整的街道。”
这份报告很快送到毛泽东手中。由于视力、听力和心脏状况都已严重恶化，他阅读文件十分艰难。秘书曾提出代为宣读，但毛泽东仍坚持自己查看，一页页辨认文字。读到伤亡和房屋倒塌情况时，他的手明显颤抖，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情绪极为悲痛。唐山并不是一个与他毫无联系的地名。这里有开滦煤矿，有铁路工人，也有深厚的工人运动传统。早年谈到中国工人阶级时，毛泽东曾特别提到开滦煤矿工人和唐山铁路工人具有战斗精神。
但灾难面前，熟悉的城市、坚固的厂房和长期建设起来的生活秩序，顷刻之间都被震塌。病中的毛泽东无法亲自前往，只能依靠一份份报告了解情况。这种身体上的无力感，使他的悲痛更加直接。
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承担了大量抗震救灾的组织工作。他向毛泽东汇报，中央已经派人调查灾情，并准备调动部队、医疗力量和物资。毛泽东听完后，握住华国锋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病中，这些事就由你去处理。”
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工作交代。唐山灾情复杂，部队调动、交通抢修、伤员转运和灾民安置，都需要统一部署。中央随即组织抗震救灾指挥力量，协调军队、铁路、医疗和地方部门，尽可能打通进入灾区的通道。
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接到命令后赶赴唐山。道路坑洼，桥梁受损，车辆只能绕行，有的部队徒步向震中推进。卫生人员在露天搭起临时救护点，工程人员清理道路，通信人员抢修线路。救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许多具体而繁重的工作同时展开。
更棘手的是重伤员的安置。唐山当地医院损毁严重，医护人员本身也有伤亡，有限的床位根本无法容纳大量伤员。中央决定把一部分重伤者转移到外地治疗，沿途设置医疗接力点，尽量减少转运中的风险。
震后第三天，新的灾情报告再次送到毛泽东身边。此时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说话已经十分困难，却仍坚持阅读有关灾民安置和救援工作的文件。看完后，他反复强调，必须安排好群众的吃饭、住宿和治病问题。
华国锋再次来到病榻前时，毛泽东把他叫近，艰难地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民生活。”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成为中央慰问团赴灾区的重要背景。
8月4日，华国锋率中央慰问团抵达唐山，向灾区群众转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慰问。此时的唐山仍是一片废墟，余震不断，许多群众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救援、卫生防疫、恢复交通和重建住房，工作一项接着一项，没有丝毫松懈的余地。
毛泽东此后仍在关注灾情。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他还批阅过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有关的报告。9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距离唐山大地震仅四十多天。那段时间，他很少能够离开病床，却始终要求身边人员及时报告灾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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