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录 | 北京之行——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一）

作者简介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1923年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47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相继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至1975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3年至1977年，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

与中国方面携手促成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后访问中国逾百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3年1月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本文内容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第二号大山——世界第二高山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

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中国人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他们很客气地探问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感到可耻呢？

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轻蔑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件事中国人并没有忘怀；在这次飞行中以及以后几天的很多场合，以及以后的访问中，都曾谈到这件事。我告诉章文晋，我此行的目的是宣告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我们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他说周恩来总理将准备探讨所有的问题。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叶剑英、黄华等人在南苑机场迎接。 图源：共产党员网

1971年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我们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前来欢迎我们的有叶剑英元帅，政治局中最年长的委员之一，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华，新近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后来是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后任外交部长）；韩叙，礼宾司代司长（后来是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他曾在哈佛大学读化学，后来改了行。在检阅的时候，他曾经同毛泽东及埃德加·斯诺站在一起。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

我们通过广阔的天安门广场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连接。花园的全貌给人以异常开阔的感觉，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

这些宾馆是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留产物。它们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使我们感到很自然，无拘无束。

在驱车到宾馆的途中，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当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再补行这个仪式（实际上这个预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此后许多餐都是如此。因此，我向主人开玩笑说，数千年前，大概中国人曾受到指责，说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自此之后，中国人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周恩来于4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图源：共产党员网

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1898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求学期间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20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已经将近50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中国的唯一的总理，担任总理已将近22年，其中9年还兼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在40年代曾经与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

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图源：新华社

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8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

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比对美国一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有利的新转变的开端；但对中国人来说，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涉及个人声誉、理论思想和感情的危机。

他们当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裂出来的、看来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小小派别，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与日本作战，又经历了一场内战，在朝鲜反对我们，然后又与苏联较量，又强行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现在呢，正当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干预一场他们认为的“解放战争”时，却和他们25年来的头号敌人在一起商谈问题了，这就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遇到了矛盾。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有所表现的，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间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时语调也不通畅；他偶尔还提到长征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卓越的领导。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

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一次会谈长达5-7个小时并不稀奇）。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得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基督降临节也不可能腾出这么多时间。

- 未完待续 -

出处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

（1980年11月第1版）

作者 |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图片 | 详见图源

编辑 | 察-看天下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