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录 | 北京之行——“孛罗一号”：序曲（下）

作者简介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1923年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47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相继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至1975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3年至1977年，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

与中国方面携手促成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后访问中国逾百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3年1月获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获“总统自由勋章”，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9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本文内容

我在伊斯兰堡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在大使馆简单介绍情况，然后又出席了叶海亚及其高级官员的便宴。

基辛格与叶海亚·汗总统 图源：国家记忆

叶海亚由于那年（1971年）12月的印巴战争而被推翻下台，这是他下台以前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而我之到来是使他感到高兴的原因。叶海亚对这种警察追强盗般的复杂而冒险的计划安排很感兴趣。他亲自检查了我秘密离开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们提供他的政府的所有便利条件，并把他所信任的自己专用的飞机驾驶员供我们使用。与当时许多报刊的说法相反，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

他对我们殷勤接待，但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中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样宽厚的对待。叶海亚是一个粗率、直爽而缺乏谋虑的军人，他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之后受到牵累。他对于那些事件，是既无经验又少锻炼的。他铸成了大错，但他对我国帮了大忙。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正直、高尚的。

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肚疼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

到半夜12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我们无计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

在我离开之前，我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我，总统终于在7月9日把我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我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

在我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时，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我，要我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我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

最后，还提醒我注意：梅尔·莱尔德在东京一次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利的谈话，说他不反对日本单独拥有核能力，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确认战略均势，这会鼓励日本搞核计划。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11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7月9日凌晨3时半，我在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中起床，提早吃早餐。

4点钟，我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与我在一起，还有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按照法兰的建议，我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我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

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7月6日、7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7月9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待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我们一行到来。

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我自己那架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然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它。

离开之前，我亲手拟了一个简短电报打给黑格，告诉他我知道什么时候公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最合适。我通知圣克利门蒂，中国人不仅派了三名领航员，而且还派了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陪同我飞北京。叶海亚总统告诉我，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很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我的电报最后说：“出发情况良好。”

凌晨4点30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2400英里，飞行时间4小时45分。

7月9日上午8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3个小时，行驶50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

第二天上午9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24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做必要的改动。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我修改的日程表。

7月9日凌晨，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外交部把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为一个司）。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表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2500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西·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在我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会晤时，这两位女士总是在场）。

第四位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我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的指责不仅指的是我们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指的是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

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我们无论到哪里，他俩都紧贴着我们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我们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后来，中国人不许保卫人员进去了）。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览紫禁城的时候都不释手。他们那副样子，好像8亿中国人无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能应付一样。

出处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

（1980年11月第1版）

作者 |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图片 | 详见图源

编辑 | 察-看天下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