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汉”与“唐”，是华夏史上并肩而立的两座盛世巅峰，对于中华民族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前者成就民族之名，后者变身国人代称。再造“汉室”“唐室”，也是其宗室后裔（含冒认）在乱世举兵时争得民心的两面大旗。如三国之刘备（蜀汉），十六国之刘渊（汉赵），五代十国之刘知远（后汉）、刘䶮（南汉）与李存勖（后唐）、李昪（南唐）等。其中，刘渊、刘知远、李存勖还是夷狄出身却仍自认宗室，彰显“汉”“唐”大旗名扬四海。
不同于诸汉隔世多代乃至数百载，两唐却是几乎直接接续于唐。如承认其二者皆为唐朝的延承，则大唐国祚再续近70年，前后延绵358年。期间虽曾两度被篡，但武周革命被追认为太后临朝，即“唐周之号暂殊，社稷之祚斯永”；朱梁代唐则被视为僭伪，占据唐朝龙兴之地的晋王系仍奉天祐年号，“志存唐室，合中兴于景祚”。如是，三百年大唐国祚并未中断。
以上观点成立与否，在于南唐对于后唐认同与否。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料看，并无官方定论。然而清代嘉庆年间陈鳣所著《续唐书》打破传统“五代史”框架，“著其正偏，上黜朱梁，下摈石晋及汉、周，而以宋继唐，庶几复唐六十九年之祚”，主张后唐、南唐承续唐朝法统。个人也持该史论，且从国祚延绵、正统承续与法统入继等角度，南唐承认（默认）后唐，或是利大于弊。
首先从“天时”看，承认后唐可延大唐国祚之寿，以视天命所归。
是时，尚未更名李昪的徐知诰，是杨氏吴国之齐王。以齐代吴，名曰受禅，实则谋篡，为人臣之不大义。故其自称唐朝宗室，易姓李氏，是欲借“唐”之大旗以证天命所归。接续大唐法统成为南唐立国的法理根基，然其建政时距唐哀帝禅位已有三十年，失国之久远超“共和执政”“新莽代汉”与“武周革命”，不利于昭宣李唐之“天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代吴当年恰是后唐覆灭次年。此举或是徐知诰故意为之，以形成唐朝三百年国祚延绵不断、未曾绝祀的假象。同时也利于昭告天下，易齐为唐是为继后唐之后的“三造大唐”，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才是正统“天命”。据此，笃定南唐不会否定后唐。纵观南唐三代官方诏书、朝堂议论、礼制典籍中，也未有一字贬斥后唐。
其次从“地利”看，承认后唐可承天下共主之位，以补地望缺失。
南唐立国期间，在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外，还有南汉、北汉和蜀国相继称帝，互不相认、互争正统。南唐偏居一隅，未占据天下之中，自然甩不掉地方割据政权的影子。虽举着“唐”的大旗，然而后汉及南汉、北汉也树着另一面大旗——“汉”。论所处地域、论所立旗号，南唐并无绝对优势。反观后唐，灭梁克蜀后疆域达到鼎盛，后世称之“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虽未一统天下，诸国却皆奉其正朔，纵是同期称帝的杨吴与南汉，致书后唐只敢自称国主。故而，承袭后唐接其衣钵，方可对外宣称延续“天下共主”地位。至于疆域南移，不过是又一次“衣冠南渡”。比照同样定都南京的东晋，虽是偏安江南，却有无可争议的正统地位。
再次从“人和”看，承认后唐可正入继大统之名，以合传承礼法。
天子继位，无非嫡子承袭与藩王入继两类，后唐李存勖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其虽沙陀出身，却受赐国姓，“预郑王房属籍”，编入宗正寺皇室谱牒，在宗法层面属于名符其实的李唐宗室，其承袭的晋王爵更是唐昭宗册封。匡复唐室后，以小宗承继大宗合乎礼制法统。
而徐知诰更名李昪时，自行编入李唐宗谱，追认唐朝藩王为祖。此处史书记载不一，《旧五代史》著为玄宗六子永王李璘后裔；《新五代史》又记宪宗八子建王李恪后裔；《资治通鉴》详录廷议，先是郑王李元懿（也即后唐之祖），再定太宗三子吴王李恪（与建王同名）。此外，齐王号受封于杨吴，并非唐之藩王，故其宗室身份绝无后唐正宗。南唐正位，走的也是藩王入继之路。只有承认后唐，以两次藩王再造唐室的相同模式，方可显示其得位也合礼制。
综上，后唐与南唐均可视为唐朝国祚的延续，前者定中原、复唐统，后者守江南、存唐祀。大唐国运脉络据此分为六段：
前唐（618年至690年）——武周（690年至705年）——中唐（705年至907年）——朱梁（907年至923年）——后唐（923年至936年）——南唐（937年至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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