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秋，昆明城郊的落索坡，吴晗扶着袁震走在一条土路上。远处偶尔传来空袭警报，屋檐下还放着没有劈完的柴。他们刚从一段漫长病痛中走出来，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婚姻此后还要经受更大的时代风雨。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那时，两人都在清华大学读书，吴晗专攻明史，袁震则对宋史和文学颇有研究。她曾撰写《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文章，在同学中很有才气。
袁震的身体却很早亮起了红灯。肺病使她不得不离开课堂，后来又患上骨结核，双腿需要石膏固定，长时间卧床，连喝水、翻身这样的小事，也常常需要旁人帮忙。
吴晗没有因为这些退开。两人谈史料，也谈文章；谈国内局势，也谈知识分子的责任。病房里没有多少欢娱，学问却让日子有了支撑。袁震清楚自己的病情，反而不愿接受这份感情，曾对姐姐说：“不能耽误吴晗。”
这句话并没有让吴晗改变主意。他一面整理明史资料，一面设法替袁震的家人找活计，还请袁薄之抄写《李朝实录》中的史料，以补贴医药开销。照料病人需要耐心，更需要长期承担，吴晗做的并非一时冲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晗赴云南大学任教，袁震仍留在北平。两地相隔遥远，书信和汇款却没有中断。那不是普通的男女通信，字里行间既有病情，也有学术讨论，还有对战乱局势的忧虑。
1939年，袁震的病情出现转机，已经能够下床行走。她在亲属陪同下辗转南下，吴晗专程赶到海防迎接。多年卧床的恋人终于站在面前，对吴晗来说，这个场景比任何文章中的喜讯都更具体。
袁震到昆明后，住进吴晗家中。吴母起初并不赞成婚事。她担心儿子娶了重病之人，往后的生活难以维持，也担心袁震不能生育，吴家会因此断了后代。这样的顾虑，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
吴晗却没有把婚姻当成条件交换。他对母亲说：“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在他看来，婚姻不是只看身体是否健全、家庭能否添丁，更不能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空袭频繁时，行动不便的袁震很难进入防空设施。吴晗便把家搬到昆明城郊，尽量避开危险地段。身为西南联大教授，他要授课、写作，还承担其他事务，回到家中却仍要做饭、洗衣、挑柴、担米。
有意思的是，最累的时候，吴晗的休息并不是独自读书，而是晚饭后扶袁震出门走一会儿。路走不远，步子也很慢。袁震逐渐能够独立行走，生活起居也不再完全依赖别人。身体的恢复，让这段感情终于摆脱了长期的病榻阴影。
1939年10月，两人在昆明结婚。婚后，袁震并未成为吴晗身边沉默的陪伴者，她继续帮助丈夫校读资料、推敲文字，成为吴晗写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合作者。聂荣臻曾称赞吴晗有一位好夫人，这种评价，既包含对袁震才学的肯定，也说明她在吴晗事业中的作用。
他们的生活并不符合世俗想象中的圆满。疾病限制了袁震的身体，也使夫妻长期无法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可在共同读书、共同应对困境的岁月里，两人早已把彼此视作不可分割的依靠。所谓“同纱帐”，在他们那里并不只是生活形式，更牵涉尊严、疾病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北京工作，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和文化教育。袁震陪伴在侧，照料家庭，也关注丈夫的文章和交游。二人没有子女，便收养了吴小彦。这个家庭规模不大，却长期承受着病痛、工作压力和政治风云的冲击。
1966年以后，吴晗因《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处境迅速恶化。此前那个能够在病榻旁谈史论世的学者，晚年遭遇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袁震自身也疾病缠身，夫妻二人都没有等到沉冤澄清的那一天。
1969年，吴晗夫妇相继去世，时间相隔约半年。由于当时的处境和相关规定，他们没有能够安葬在同一处。养女吴小彦后来感叹，父亲一生都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只是和母亲“不能同纱帐，死也未能共墓穴”。这句话没有铺陈太多，却把两人从相识、相守到诀别的全部艰难，压缩在了短短几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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