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行业两极反差：骑手吃不饱，平台还在大批量招人！图什么？

一边是热门商圈门口一长溜停着的电动车，骑手低头刷着手机等不到单；一边是各大平台还在铆足了劲招兵买马。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算盘？

要搞懂这背后的逻辑，得先对个账，现在全网将近两千万的注册骑手，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时间倒回2025年初，京东带着百亿补贴，高调入局外卖市场。

紧接着，淘宝闪购、美团迅速跟进。这几家巨头开启了一整年的资本博弈，上千亿的真金白银砸向市场。

就在那一年，全网新增骑手超过800万，全国注册骑手总量，一下子冲到了将近2000万的规模。而行业机构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国日均外卖订单大约在1.1亿单上下。

如果按一个熟练骑手每天跑27到30单来算，有个三四百万骑手，就足够把全国的单子送完了。可现在路上是将近两千万骑手，活儿还是那些活儿，抢活儿的人却多了五六倍。

多招十万人还是多招一百万人，平台的成本差别并不太大——因为多招人对平台来说，几乎是个零成本的买卖。骑手抢不到单是骑手的事，平台既不用发底薪，也不用交社保。

要真正看懂这两极反差里劳动者被挤压到什么程度，还得从法律的角度切进去。志诚劳动者是中国最早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法律组织。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志诚已经帮助17000多名农民工挽回了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志诚的锦旗室里摆着60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徐淼是志诚的一名研究员。他介绍，过去他们主要帮助的是建筑领域的农民工，处理的多是包工头欠薪或工伤事故之类的案件。

近几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外卖平台，成为外卖骑手。数据显示，外卖平台上的劳动者有80%依然是农民工。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农民工从传统产业转移到外卖平台之后，他们的劳动状况是否有所改善？大众第一次对外卖骑手有系统性的认识，源自《人物》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人们直观感受到算法对劳动者的影响。

此后，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龙亲自做了半年外卖骑手，从社会学角度揭示了算法如何控制劳动者。志诚是法律人，他们相信法律总是最后出场，因为所有社会关系、社会问题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法律制度层面去调整、去解决。

可当他们真正从法律视角切入这个问题时，发现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个谜的主人公是一位叫邵新银的外卖骑手。

邵新银是河北农村人，今年大约45岁，上有老下有小。2017年，他听说做外卖骑手比较挣钱，便一个人从河北来到北京，成为饿了么的专送骑手。

2019年4月27日晚上11点50分，邵新银即将下班，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在路上。那天下过雨，路面有点滑，对面开来一辆车打着远光灯，邵新银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掉进前面的坑里。

他起初以为没什么事，起身后却发现走不了路。恰好路过一位美团骑手，把他送到医院。当天晚上诊断出双腿严重骨折。

邵新银在北京一个人撑了十几天，实在坚持不住，就回到了河北老家。回到老家后，又被诊断出当时肋骨断了三根。

之后大约半年时间里，邵新银一直在跟保险公司纠缠。到2019年底，他拿到了一笔商业保险的理赔9万多元。这时他觉得不对劲。

因为河北老家有一个人也是因工伤，评了十级伤残，而十级伤残是最轻的一档，那人拿到的工伤理赔是10万多。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在北京，九级伤残反而只能拿到9万块钱。

这是他第一次想到去找律师问一问。经人介绍，邵新银来到了志诚。志诚大约在2019年底接手这个案件。

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2020年8月，志诚在北京提起的劳动仲裁胜诉了，确认了邵新银和配送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本来邵新银以为自己可以顺利地申请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迪亚斯公司返回了注册地重庆，在重庆的法院提起了一审。很遗憾，邵新银在重庆的一审和二审都败诉了，这也就意味着他跟迪亚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中间还经历了2020年12月份的一次保险诉讼，为了拿回保险合同等相关资料，志诚又打了一个平行诉讼。经历了四次法律程序，邵新银又回到了原点，依然没有确认劳动关系，依然没有拿到工伤赔偿。

等到志诚再次接手这个案子时，已经是2021年6月，距离邵新银受伤已经过去了两年多。2021年6月22日早上9点多，志诚主任佟丽华律师找研究员们开会，讨论这个案子。

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案子连我都感到绝望。"当"绝望"两个字从主任口中说出来时，徐淼非常震惊。

因为主任已经从事了20多年公益法律工作，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经验，而且非常自信的人。他处理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疑难复杂案件，但从来没有把"绝望"两个字挂在嘴边。

也就是那个时候，主任觉得如果这个案子连志诚这样的机构都感到无从下手，那千千万万的邵新银又该怎么办？在媒体上，最常见的反对声音是说骑手可能不在乎社保。

徐淼认为，至少应从两个层面看这个问题。第一，社保为什么是强制的？他身边很多白领朋友也不想交社保，谁都想多拿点现金。

社保之所以强制，就是为了克服劳动者短视的问题，必须考虑长远利益。这些外卖骑手老了之后，谁来给他们养老？

投资界的朋友很早就已经看透了平台经济，他们一开始就担心平台经济在透支社会保障——企业相当于把一部分用工成本转嫁给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长期过程，短期内不会显现。第二，必须承认现行社保制度对农民工确实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异地转移社保的问题。

但这绝不能成为企业逃避缴纳社保义务的借口。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改进和完善社保制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这正是国家有关部门目前在推进的方向，也是未来前进的正确路径。最后，志诚的主任特意交代要留三个思考题给公众。

第一，在资本如此强大的力量之下，平台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势力对比越来越悬殊。平台垄断问题现在非常热门，但目前聚焦点主要在商品市场，即所谓消费者权益保护上。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个劳动者的个体权益应该如何保护？

第二，每一家企业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律师团。主任曾在全国总工会的一次活动上公开呼吁"律师不要为企业出馊主意"。但另一方面，如果骑手权益受损时，又有谁来替他们维权？

中国现在有7.7亿就业人群、2.8亿农民工，可中国又有多少具备专业法律素养和职工情怀的律师，能够在他们权益受损时为他们发声、替他们维权？第三，现实中劳动权益受损的劳动者很多，但真正走到司法程序的却非常少。

像邵新银这样的案子，全国有几位邵新银能挺过五次法律程序、辗转北京与重庆两地打官司？这也意味着，司法救济永远是救济的最后一道程序。

必须站在法律的上游，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及早规范。如何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制度规范，而不是等企业一步步试探政策底线，等其发展壮大到足以用就业威胁国家，或产生大面积暴雷、侵害大多数劳动者权益时才去应对？

这三个问题不是志诚这样一个民间公益法律组织能扛住的，因此他们把这三个问题抛给社会，希望国家和社会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志诚劳动者立志要做——全体打工人的律师朋友。

回过头再看那两极反差就更清楚了：将近两千万注册骑手挤在一亿单的市场里，而真正需要的骑手只要三四百万。基础配送费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人越多、单价越压越低，平台却几乎不用为这份"过剩"承担成本。

多招人对平台是零成本的买卖，可对每一个骑手来说，抢不到单就是全家老小的生计。热门商圈门口那一长溜低头刷手机的电动车，看似是市场自然的选择，实际上是用工成本被悄悄转嫁到个体身上的结果。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骑手要不要社保、愿不愿多跑几单，而在于当平台把千万劳动者当成随取随用的蓄水池时，制度能不能提前一步，把邵新银们的名字写进保护范围里，而不是等他们受伤后再一次次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