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兵东进攻打郑国，秦军穿过晋国控制的区域，长途抵达郑国附近。晋国后来在崤山设伏，秦军大败。战争本身并不稀奇，耐人寻味的是，秦军能够深入别国腹地，说明当时国与国之间还没有后世那种清晰、连续、可查验的边界线。
那时的诸侯国，更像一组以城邑、关隘和耕地为核心的政治单元。城外人口稀少，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国力所能真正控制的范围，往往只覆盖城邑周边。两国之间存在山川、森林、沼泽和荒地，却未必有人专门立碑划界。
这类地带后来被称作“间田”或类似性质的空地。它们不一定属于某个国家，也可能随着人口迁徙和军事推进，逐渐被一方占有。边界因此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一片宽窄不定的缓冲区域。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当然有疆域意识，但“有疆域”不等于“有明确边界”。国君知道哪些城邑归自己，卿大夫也知道某条河流大致属于哪一方，可一旦涉及边远地区，控制范围便会随着驻军、居民和耕地变化。
人口增长改变了这种状态。铁制农具推广后，开垦能力提高，山地、河谷和边远平原开始具有更大的价值。土地不再只是空旷的荒野，而是粮食、赋税和兵源。谁能把居民安置在那里，谁就更有资格声称拥有这片土地。
战国时代，边界意识明显加强。苏秦游说齐国时，曾以韩国、魏国与秦国接壤为理由，说明两国面临的军事压力。史书还记载齐、赵之间以黄河为界。山河开始成为政治谈判中的“界”，国界也从模糊的势力范围，逐步转向可以指认的地理线索。
但战国边界仍然不稳定。各国频繁攻伐，城池易手，河流改道，旧有界线随之失效。今天修筑的边墙，可能几年后就失去意义；刚划定的边地，也可能因一场战争改归他国。所谓边界，常常是军队推进到哪里，行政控制就延伸到哪里。
值得一提的是，边界变化并不只发生在诸侯国之间。各国内部也在建立更细的管理区域。早期的“郡”多设于边地，带有军事防卫和拓殖性质；“县”则逐渐成为直接管理居民和土地的基层单位。商鞅变法后，秦国把乡、聚等基层组织整合为县，地方管理不再只依赖贵族封邑。
县制一旦铺开，土地、户籍、赋税和治安都需要明确归属。甲县的百姓不能长期由乙县征税，某片田地也不能同时接受两个官府管理。于是，县与县之间的分界开始具有实际意义。边界不再只是军队行进的范围，而成为行政运转的基础。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设置郡、县，并通过驰道、驿传和法律把地方纳入中央体系。秦代郡的数量经历调整，不能简单固定为三十六个，但无论具体数字怎样变化，统一政权都让政区边界有了持续确认的条件。
秦汉之际，郡县之间的边界开始更加稳定。汉代设置郡国，并设刺史部监察地方，后来又形成州的行政框架。不过，汉代的州起初主要是监察区域，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省。也就是说，秦汉以后明确的，主要是郡县层级的行政边界，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省界。
“省”作为较高层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真正成熟要晚得多。元代行省制度建立后，中央开始以行省统辖广阔区域，省级边界才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框架。元代划界并不完全依据山川，有时还要考虑交通、军政和财政需要，因此一些省界显得曲折，甚至跨越自然地理单元。
明清时期，省制继续调整。山脉、河流、道路和人口分布都会影响边界，但行政便利与中央控制往往比“沿山沿河”更重要。清代疆域扩大后，内地十八省与边疆地区的管理方式并不相同，今天许多省份的基本轮廓，正是在长期调整、分置和合并中逐步固定下来的。
所以，春秋时期并非完全没有疆界，而是边界多为模糊的势力范围；战国时期，战争、垦殖和郡县建设推动边界具体化；秦汉统一后，郡县界线才获得较稳定的制度保障。至于“各省之间”的边界，则主要是元明清以来持续塑造的结果，不能把秦汉的郡县界，直接当成现代省界来看待。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