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伦理：从例外条款到独立范式 | 社会科学报

数智技术快速迭代，催生新型技术风险。传统的常态伦理难以充分回应危机场景下复杂的价值冲突，应急伦理的理论建构迫在眉睫。应急伦理并非常态伦理的例外条款，而是独立的伦理范式，倡导治心与治事并重，为数智时代风险治理与人机共生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参照。

原文 ：《应急伦理：从例外条款到独立范式》

作者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郦平

图片 |网络

数智时代下，社会风险格局发生深度迭代，传统应急治理“重技术、轻价值，重制度、轻人心”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常态伦理亦难以回应紧急状态下的价值两难与道德困境。“应急伦理”作为面向紧急事态、危机场景，为应急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的伦理范式，能够为危机阐释、风险应对、心性疏导、秩序修复与应急实践提供相应的伦理概念、价值原则与话语支撑。其理论定位并非常态伦理的临时“例外条款”，而是人类危机应对体系的价值升维，是推进应急治理现代化、守护人类文明存续底线的关键价值支撑。由此，厘清当代危机形态的演变，是阐明应急伦理出场必然性、界定其理论属性、揭示其时代价值的逻辑前提。

从危机演变看应急伦理的出场

人工智能（AI）与数字技术的全域渗透，使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从理论预判转为可感可知的社会现实。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危机形态的划分，传统社会的危机主要源于自然灾变、必然生死与偶然突发事件。针对此类传统外部性危机，依托技术发展、制度规范、常态伦理约束与常规应急处置构成的传统治理路径，长期发挥着关键效用，能够通过标准化防控、流程化处置、常态化道德规约实现风险缓释与危机治理，这是传统应急机制与常态伦理存续的核心价值所在。

然而，进入AI时代，技术主导的人为风险重塑了社会风险样态，催生了区别于传统自然危机的全新危机形态，致使既有的传统应急范式与常态伦理体系陷入适配困境。相较于显性、点状、局部的传统自然风险，AI衍生的新型风险具备隐蔽性、速扩性、全域性、黑箱化的典型特征。这类风险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灾变，而是人类过度竞争、极致功利诉求催生的“人造之疾”，属于技术迭代诱发的内生性生存危机，极易引发技术替代焦虑、个体主体失能与社会秩序失稳，最终演化成群体性精神危机与系统性生存危机。传统日常伦理以常态社会环境为场域，以建构日常伦理规范、维系常规道德秩序为目标，难以应对AI时代内生性危机的深层价值矛盾，因此，应急伦理的出场势在必行。

更深层次而言，人工智能的深度渗透，催生了应急伦理的出场。其一，危机形态趋于常态化，AI将传统小概率突发危机转化为常态化的“频发之急”，算法深度介入价值抉择，情感诱导、智能偏见、技术异化等新型伦理危机全天候存续，使应急伦理问题从“偶然例外”变为“日常议题”。其二，AI不具备自由意志与道德自觉，仅为概率运算的工具系统，无法承担终极伦理责任与道德追责，难以独立解答危机场景中的价值取舍、道义优先级界定等应急伦理难题。其三，应急治理本源发生转变，人类危机应对的核心对象从传统自然危机转向自我创造的技术内生危机，亟需应急伦理确立人类在紧急场景中的生命保有权与终极道德决断权。

当前学界与社会对危机的认知存在深层偏差，习惯性将危机视为小概率的“黑天鹅”意外（塔勒布语），忽视了当代风险常态化、全域化、内生性的时代特征，使得AI技术风险成为被集体漠视的“房间里的大象”（泽鲁巴维尔语）。风险形态的根本性转型，暴露出应急治理实践与伦理理论体系的双重滞后。在治理实践层面，应急工作长期秉持技术本位、制度本位的治理逻辑，侧重硬件防控、流程管控与事后处置，忽视危机场景下的价值排序、道德坚守与人文关怀，极易造成资源分配失衡、权责边界模糊、群体主体失能等治理乱象。在理论研究层面，学界往往将应急伦理降格为常态伦理的“例外条款”，以常态社会的日常道德准则去应对紧急或危急场景，尚未建构独立、系统的应急伦理研究范式，难以回应数智时代的新型治理难题。在此背景下，推进应急伦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落地，成为破解当代风险治理困境、补齐当代伦理理论短板的必然选择。

应急伦理是什么

应急伦理并非凭空创设的道德概念，而是人类危机应对体系层层迭代、价值升维后形成的专属性伦理学说。明晰“急”的现象表征、内涵、成因与形态演变，是阐明“应急”与“应急伦理”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准则的核心基础。

“急”是人类遭遇生存威胁、外在风险冲击或内在精神承压时产生的心理紧迫感或认知危急感。作为危机应对的元起点及主体对风险预警的本能应激反应，“急”并非单纯指代时间紧迫，更指外在生存秩序与内在心理秩序双重失稳的特殊心理状态。

从字源考据来看，“急”古作（见下图）。字形中，“及”含追上、到达、迫近之义，“心”指代人的心理活动、内在心性与主体心境，二者组合构成的“急”字，描摹出事态倒逼、情势迫切、急于成事的状态，表征个体被情势所迫，仓促应对的焦急心境，可延伸为资源稀缺、风险逼近、生存承压等特殊情境下的个体心理紧迫或认知危急反应。从心理机制层面分析，“急”会压缩个体心智容量、收窄认知视野，当外部风险压力突破个体心理承受阈值，便会产生急躁、焦急、危急的身心体验，形成由内而外的主体失能感与生存匮乏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风险预警机制与自我生存保护本能。

从成因来看，人类之“急”主要有四类来源，契合亚里士多德对生成之物的阐释。一是自然之因，如自然灾害等；二是必然之因，如生老病死、生命抉择等；三是偶然之因，如突发事故、意外灾难等；四是人为之因，如人为决策错误或恶意行为催生的人造危机。

从人类生存风险与“急”的形态演变脉络看，“急”的核心形态发生了转移。人类早期的“急”以自然、必然、偶然因素为主，多是个体被动承受的外在危机；步入近代，饥荒、瘟疫、战争（赫拉利语）仍是影响人类生存之急的重要因素，依旧属于外部危机范畴。现代技术与医学的发展极大消解了传统外部危机，但人类的生存之急并未消失，而是逐步转化为内生性心性危机。进入AI时代，过渡竞争执念、发展焦虑、技术替代恐慌引发的结构性精神失序，成为当代之“急”的主导形态。从经济学视角看，当代之“急”本质是人造稀缺性的情感表达，平台算法的毫秒级响应重塑了人类对“正常速度”的认知，并非事情真的更急，而是算法塑造的高速节奏持续拉低人的耐心阈值，催生出全民性、常态化的社会紧迫心态。数智时代的“急”呈现为技术外在风险与个体心性失序叠加的双重危机。纯粹本能性的“急”仅具备基础风险预警功能，属于无序化情绪反应，极易诱发决策失范与群体恐慌，必须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应急”行动完成理性纠偏。

“应急”是紧急场景下对个体生命安全风险与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是对个体无序本能应激反应的行动进阶，更多表现为对“急”的系统性、组织化处置。当个体零散的本能应对无法化解公共危机、资源冲突、利益矛盾时，现代应急体系应运而生。其通过预案建设、资源整合、风险预警、流程规范，实现三重应急治理转化：从情绪反应到技术化、制度化应对，从个体分散应对转向社会协同行动，从被动避险转向主动控局。其核心路径涵盖风险预警、技术处置、制度规约与行动升级，最终达成风险阻断、生命保护、危机消解的治理目标。

传统应急治理聚焦技术优化、制度完善与流程规范，重点解决危机处置“如何做”的实操问题，能够高效完成抢险救援、物资调配与秩序恢复，但存在鲜明的价值短板：长期秉持“重治事、轻治心，重效率、轻正义”的治理逻辑，无法回应危机场景中“该不该做、优先救助谁、风险代价如何分担”的核心价值难题。在医疗资源分配、救援优先级界定、应急权责划分等极端场景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价值抉择无法单纯依靠技术与制度来破解，亟需应急伦理提供价值引领、道德辩护与正当性支撑。与此同时，AI时代的应急治理对象不再局限于客观灾害事件，更涵盖事件中人的生命保障与精神安顿，治理重心从传统的外在灾变处置转向内生心性危机化解。

应急伦理是人类危机应对体系的最高价值维度，是专门适配焦急心理、紧急事态、危急场景的专属伦理范式，可为应急行为提供伦理正当性支持与辩护，旨在消解人类急于胜他、恐于被超、过度竞争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应急伦理以共急共应、应变守道、守仁保生为核心原则，指向风险消解、危机化解与主体解放。相较于常态伦理，应急伦理的实践形态具有特殊性：一是场景特殊，聚焦紧急、危急、高冲突场景；二是实践务实，摒弃抽象的道德思辨，立足真实危机场景开展应急伦理实践；三是价值根本性，坚持治心与治事并重，既处置已然发生的现实危机，又消解潜在的心性与精神危机，实现危机治理的标本兼治，为刚性的应急制度注入人文温度与价值底线。

应急伦理作为直面危机语境中“最差可能世界”（赵汀阳语）的伦理范式，致力于破解危机中的“主体失能”困境（哈贝马斯语）。从主体维度看，应急伦理构建了多层责任体系：个体秉持共急、共应、共生理念，通过急他人之所急、应他人之所需、愿他人存在、让他人存在，以帮助他人，从而实现共在；政府坚守生命价值优先、扛起公共危机治理主体责任；社会组织践行共同体共在义务；市场主体严守危机伦理底线，坚决杜绝趁灾逐利、失范牟利的乱象。从过程维度看，应急伦理贯穿减灾预防、应急响应、灾后重建的全治理周期。

从存在论视域看，应急伦理是人类超越生物生存本能的道德觉醒，推动人类从被动的风险共担走向主动的内在共生，最终实现人类文明层面的普遍共存。在学理层面，应急伦理有助于化解常态伦理的范式张力。常态伦理以义务论为核心，坚守自主、正义、知情同意等基础原则；而应急伦理兼顾生命价值优先与社会整体福祉。为破解“牺牲少数、保全多数”的正义困境，应急伦理确立了三重实践准则：一是生命价值优先，以消解生命危险为首要前提；二是紧急状态可豁免常规程序正义流程，但不豁免生命紧急救护的道德正当性与责任担当，且紧急事态下公共资源的应急调用需公开透明、全程可追溯；三是坚持补偿正义，少数群体为公共危机化解作出的必要牺牲是社会契约框架下的风险借贷，事后需通过补偿机制实现权责对等。由此，应急伦理建构起义务论、契约论与有限效用主义协同约束、互补制衡的生命价值优先范式，实现对三大经典伦理范式的有机融合。同时，应急伦理所赋予的紧急豁免权具备严格边界，契合斯特里和摩恩提出的“非正式保险模型”，依托社会契约共识，严格遵循必要性、公开性等原则，杜绝例外特权与权力滥用，既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线伦理，又倡导互助奉献的激励伦理。

从AI时代风险治理看应急伦理的重要性

应急伦理对于应对新型技术危机、补齐传统治理短板、完善当代伦理学体系、守护人类文明存续具有多重重要价值。

第一，应对新型内生技术危机，为现代风险治理实现价值正本清源。AI技术异化、技术性失控等危机，本质是人类功利执念、技术超越边界与极限扩张引发的心性失序与伦理失范，属于隐蔽性强、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内生性危机。常规的技术管控与制度规制仅能处置表层风险，无法根除风险滋生的人性根源。依托应急伦理的价值引导与边界规约，约束人类技术僭越的冲动、消解恶性竞争的执念，能够从本源上化解数智时代的内生性生存危机。

第二，弥补传统应急治理结构失衡，以伦理赋能破解深层治理困境。长期以来，应急治理存在“重治事、轻治心”的结构性偏差，技术性、事务性治理体系日趋成熟，但价值性、人文性治理往往比较薄弱。在资源稀缺、事态紧迫、利益冲突的紧急场景中，单纯的技术手段与制度条文无法有效回应优先救助、权责取舍、代价分担等难题，易引发治理失范与次生社会危机。依据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危机的最大危害并非客观风险本身，而是个体在紧急事态下的自我失控与主体失能。应急伦理以共急共情、共应共生为核心，有助于修复个体精神失序、重塑主体能动性，为应急实践提供道义引领，为社会治理筑牢人文底线，推动危机治理从被动风险管控转向主动价值赋能，实现转危为机。

第三，回应本土治理需求，完善当代伦理学理论体系。传统伦理学以常态社会、日常生活秩序建构为核心研究场域，其价值准则与行为原则适配常态化、平稳化的生活场景，难以有效应对紧急、突发的危机场景。学界长期将应急伦理简单归为常态伦理的特例与延伸，以“特事特办”的经验思维消解紧急场景的专属道德诉求，易造成伦理理论与危机治理实践的脱节。同时，西方应急伦理普遍论与特殊论的范式之争、个体本位的理论内核，难以适配我国举国共治、天下为公的治理理念。建构本土化、系统化的应急伦理范式，能够补齐当代伦理学的研究短板，回应本土的危机治理需求。

第四，维系人机共生文明秩序，筑牢人类文明存续底线。AI技术的极速迭代，重塑了人类的生存发展格局，催生了全新的人机共在文明形态（刘孝廷语）。AI黑箱运行、毫秒级自主决策的技术特质，与传统常态、显性的日常伦理形成结构性矛盾，技术替代焦虑、人机权责边界模糊、文明异化等风险持续凸显。应急伦理以共存论为哲学根基，秉持共急、共应、共生的核心原则，双向调和人机价值冲突：既约束技术滥用、防范技术僭越，又疏导人类功利执念与技术恐慌，成为维系人机协同、社会安定、文明永续的核心价值屏障。

守护人类文明底线的独立伦理范式

数智时代的风险变局，彻底颠覆了“危机应对是偶然事件、伦理责任可暂时豁免”的传统认知。伴随技术风险常态化、人机冲突结构化、紧急场景日常化，应急伦理便不再是危机处置的补充性道德范畴，也不再是常态伦理的例外形态，而是适配新时代风险治理需求、支撑应急管理现代化、守护人类文明底线的独立伦理范式。

应急伦理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治理的技术本位桎梏与常态伦理的场景局限，建构起“治心与治事并重”的双重治理范式。在个体层面，它帮助行为主体在紧急困境中守住人性尊严、重塑自我掌控力，有效消解危机焦虑与主体性失能问题；在社会层面，它为现代风险治理注入人文道义底色，推动应急治理从技术高效迈向治理价值良善，实现社会治理与文明进阶的双向赋能。立足智能时代发展大势，推动应急伦理从边缘例外走向核心范式，将应急伦理理念贯穿科技发展、风险防控、应急建设全过程，方能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中守住发展底线、锚定文明航向，最终实现人机共生、社会安定、文明永续的高质量发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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