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九十个死囚被皇帝放回家，约好明年秋天回来受死，竟一个没跑

贞观五年八月，长安东市。大理寺的一名丞被押到市口斩首。

他叫张蕴古，六品。大理寺在唐代是中央的审判衙门，丞是最底下一层的实职法官。案卷到他手里，先看，再拟意见。

那几天他手上过的是一件不算大的案子。

河内人李好德得了心疾，说了些疯话。按当时的律法，这要按妖言治罪。

张蕴古把卷宗看完，写下一句，这人有病，证据在卷里，按法不该治罪。

太宗没有驳回，准备免了李好德的罪。

坏就坏在这之后。张蕴古把皇帝的意思提前透给了李好德，还在狱里陪他下了一盘棋。

御史权万纪随即弹劾。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做相州刺史，这是同乡包庇，所奏不实。

太宗当天变了脸，下令推出去斩。

人砍完之后，他自己先后悔了。（《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张蕴古这个官不大。唐代的司法机器里，他卡在中间那一层。

唐律规定，判徒刑以上的案子，县里断完要送州里复审。京城的案子，徒刑以上要送大理寺。

判流刑以上的，州里要连案卷一起报到中央复核。

唐六典卷六另有一条，判死刑的案子都要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旧的办法是先送刑部复核，复核完再上奏请决。

死刑另加一道保险。唐代人管它叫覆奏，说白了就是行刑之前反复向皇帝请示。

隋朝立的规矩是三次，唐开国时照抄了隋的。

另一道保险叫录囚。颜师古注汉书的时候专门解释过这个词。

意思是挨个把卷宗过一遍，看有没有冤枉的、压着没办的。（《汉书》卷七十一颜师古注）

录囚到唐代被写进了制度，皇帝亲自到监狱提审成了明文。

这办法西汉就在用。京兆尹隽不疑每次下乡查完监狱回家，他母亲都要问一句。

问的是，这趟翻了几个案子，救活几个人。（《汉书》卷七十一《隽不疑传》）

翻得多，老太太笑着给他盛饭，说话声都跟平时不一样。一个也没翻出来，她把筷子一放，不吃了。

隽不疑做官落下一个严而不残的名声，一半是他母亲骂出来的。

平反这个词，最早就从这句问话里出来。

回到长安。张蕴古被斩之后，太宗召来房玄龄几个人，发了一通火。

大意是，大臣们拿着朝廷俸禄，看到不对的事也不吭声，主管复核的衙门也不再请示就把人杀了，这叫什么治国。

当天就下了一道诏，从今以后判死刑，就算朕下令立刻处决，也要反复请示三次才能动刀。

三次听着不少，走起来却走了样。

有的衙门一会儿工夫就把三次请示走完，纸从案上过一遍，人已经押出去了。

太宗又改了一次。京城的案子分两天走，行刑前一天两次，行刑当天三次，一共五次。

地方州县三次。

只有谋杀祖父母父母这类恶逆重罪，请示一次就够。

这套办法后来写进了唐六典卷六，白纸黑字挂在刑部条文里。

同一卷里还写着，死刑不是一年到头都能执行的。

每年立春之后到秋分之前，不许决死刑。

碰上大祭祀、斋戒、初一十五、上下弦、二十四节气，不动刀。

下雨没晴、天还没亮、禁屠的日子和放假的日子，同样不动刀。

行刑还要等到过了午后。

所以那三百九十个人约的第二年秋天回来受死，日子不是随口定的。

条文后面还钉了一句，就算皇帝临时下旨说这件不用请示，也照请示不误。

行刑那天，御膳房只上素菜，教坊和太常停了音乐。

唐律也给了罚则，不等回文就砍人的官员，流放二千里。（《唐律疏议·断狱律》）

批下来之后还要等满三天才能动手。提前一天砍的，判一年苦役。

同样是死，死法也不一样。

唐六典规定，官爵在五品以上、犯的又不是恶逆的，准许在自己家里自尽。

七品以上和皇族，还有妇人，判的不是斩的，在隐蔽的地方绞。

死囚没有亲戚的，官府给一口棺材，埋在京城七里外官府划出来的一顷地里。

规矩越密，杀的人越少才对。

实际发生的是反过来的。

张蕴古是因为判得太轻掉的脑袋。这一层意思，满朝法官都看懂了。

判轻了要掉脑袋，判重了没人追究，这笔账谁都会算。

唐律本来另有一层约束。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法官自己就按判错的那个罪受罚。

条文是条文，张蕴古的脑袋挂在市口，比条文响。

于是案子一件一件往重里判。

六年后，太宗自己察觉不对劲，问大理卿刘德威，最近怎么判得越来越严。

刘德威说得很直。律上写着，判重了的减三等罚，判轻了的减五等罚。

照这么算，本该是判轻罚得更重才对。

现在倒过来了，判重了一点事没有，判轻了就是大罪。

所以办案的人都往死里写判词。不是谁教他们这么干的，是怕。（《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太宗听完没有说话，之后下令，判轻判重一律照律办。

再往后，高宗问大理卿唐临，牢里关着多少人。唐临答，眼下关着五十多个人，其中该判死刑的只有两个。

皇帝听完高兴。（《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贞观四年，全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个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判了死刑不等于立刻砍。有人押一年，有人押好几年。

到贞观六年，全国监狱里压着三百九十名判了死罪还没执行的囚犯。

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到监狱里提审，一个一个过。

看完之后，他做了一件到今天还有人争论的事。

他让这三百九十个人全部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自己回来领死。

还向全国下了敕令，各州的死囚一律照此办理。

没有人押送，没有人盯着。

第二年九月，三百九十个人一个不少，自己走到了朝堂前。

一个都没逃。

太宗把他们全赦了。

后来白居易写新乐府，把这事缩成七个字，死囚四百来归狱。（《全唐诗》卷四二六）

诗里他自己还加了小注，说这三百九十人是放回家、约好明年秋天回来就刑，到期全到，诏令全部免罪。

但三百九十这个数，不是人人都认。《旧唐书》的太宗本纪写的就是二百九十人。

北宋的欧阳修另有看法。他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

他的意思是，君子才讲信义，判死刑的是最坏的那批人。君子都难做到视死如归，这批人倒全部做到了，这不合人情。

皇帝料定他们会回来，才敢放。囚犯料定回来能免死，才肯回。

上下互相摸透了对方的心思，凑成这一场美名。

他还补了一句，这种事偶尔做一回可以，要是常做，杀人的都不死，还能叫法吗。

有意思的是，欧阳修自己主修的新唐书刑法志里，那个数写的是三百九十。

他自己的纵囚论里，写的是三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