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老职工口述实录·从红灯到金星

记者手记：上海，一座城的电子耳朵与眼睛

上海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记忆：八十年代的傍晚，弄堂里飘着饭菜香，谁家窗口亮着蓝荧荧的光，那是电视里放《加里森敢死队》或《上海滩》。再往前数二十年，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最金贵的，是收音机——红灯牌的，木头壳子，晚上一拧，单田芳的评书、样板戏的唱段，就从里面淌出来。这些声音和画面的源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老上海人管它叫“仪表局”，也有叫“上仪电”的。

七十年代末，家里要买收音机，得凭票。我妈攒了好久的票，又托了人，才在淮海路上的一家店里排上一台红灯牌。那天下雨，我爸撑伞，我妈抱机，我打着手电跟在后面，一家三口像捧着宝贝。到家拆开包装，木头壳子油亮油亮的，一拧，里面传出播音员的声音，我们仨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听着。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家里，多了一个会说话的成员。

上海的电子工业，其实从更早的民国年间就开始了。1923年，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在上海创办，那是上海仪电的源头之一。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有了无线电工业的雏形，一批小厂在弄堂里造收音机、修收音机。解放后，上海把这些散落的厂点收拢起来，1956年，上海生产的仪器仪表已占全国的六成。1958年，市委规划把漕河泾一带作为仪表电子工业区，一批工厂、研究所、学校在那里落户——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上海元件五厂、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仪表电讯工业专科学校……上海电子工业的骨架，就是那时候立起来的。

1976年，周总理逝世，上海人排着长队买收音机，就为听广播里的哀乐。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弄堂里家家户户开着电视，电视机前挤满了人。那几年，上海造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陪着中国人过了多少大事小情。我后来采访陈惠芳，她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我们造的不是机器，是人家过日子的一部分。

1960年1月，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正式成立，统一管理全市的仪表电子工业。当时局下辖电讯、仪器仪表和医疗器械三个工业公司，共有企业392家，职工74484人。那一年，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可上海的电子工业没有停步。局里提出“边建设、边生产”，一批从轻纺工业转产过来的大厂，几个月内就搭起了仪表电子的架子。有一位老同志回忆，那时候厂房是新的，设备是旧的，人是拼的，三年下来，上海仪电的底子就立住了。到了八十年代中前期，仪表局更是如日中天——40多个门类、9000多种产品，规模最大、门类最全、水平最高，占全国仪电工业的“半壁江山”。

我小时候住静安寺，弄堂口有家无线电修理铺，老师傅姓赵，柜台玻璃下压着几张奖状，有一张写着‘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技术协作先进’。赵师傅修收音机，耳朵贴着机壳听，一听就知道哪儿坏了。他常说，上海滩造收音机、修收音机的手艺人，一半跟仪表局有关系。我那时候不懂，只觉得他神。后来采访做得多了才明白，他那句话，说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模样。

那半壁江山里，装着几代上海人的饭碗和骄傲。金星、飞跃、凯歌、红灯、美多、海燕、春雷……这些牌子，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勾起一整代人的记忆。我的采访，就从这些名字开始。

▲1979年，上海一家电视机厂的生产线。那一年，中国的电视工业正在起飞（资料图）

第一章 顾永年：红灯亮起来

顾永年八十二岁，背有点驼，耳朵却好使。我到他家时，他正在给一台红灯711收音机擦灰——木头壳子擦得油亮，六只电子管，一只不少。他说，这是他的“老伙计”，跟了他五十多年了。

“我1958年进的厂，先在沪光无线电机厂做学徒，1960年并入上海无线电二厂。那时候造什么？电子管收音机，还有军用通讯设备。学徒三年，头一年不许碰烙铁，先学认零件：电阻、电容、变压器、电子管，一个一个背型号，背得滚瓜烂熟。老师傅说，收音机这东西，耳朵灵不灵，全在手上功夫。焊点要圆、要亮、要牢，虚焊是最要命的，出厂时好好的，到家一颠就哑了。”

“那会儿厂里除了收音机，还造军用通讯设备，给部队的。军工产品要求更严，焊点要过X光检查，一道焊不上，整块板子报废。我记得有一批急件，要赶在国庆前交货，车间连轴转了一个月。交货那天，军代表来验收，挨个儿试机，试完握住我们车间主任的手，说了句‘质量过硬’。车间主任回来，嘴角咧到耳朵根，说，就冲这句话，这一个月的班，值了。”

“1960年，仪表局成立，我们这些小厂并进了上海无线电二厂。并厂那天，大家背着工具，排着队从老厂房走到新厂房，路上谁也没说话，可心里都热乎——厂子大了，咱也算大厂的人了。新厂在江宁路上，厂房是新的，设备一部分是从老厂搬来的，一部分是苏联专家帮着装的。头一回看见那排冲床开起来，轰隆隆的，地都在颤，我们几个学徒躲在门后头看，大气都不敢出。”

“1972年，厂里研制红灯711型收音机，六灯两波段，声音洪亮，音色丰富，一出来就红透了半边天。那会儿买收音机要凭票，商场门口排长队。有对小夫妻，为了凑一台711结婚，攒了半年钱，票还是借的。提货那天，女的抱着机子，男的在后面跟着，笑得合不拢嘴。我们车间有人看见了，回来说给大伙听，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咱造的东西，人家当宝贝呢。后来厂里统计，711八年卖了一百八十六万台，全国第一。可我们心里有数，卖出去的不光是机器，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欢喜。”

“红灯711能火，靠的不光是上无二厂一家。里面的电子管，是兄弟厂造的；电容电阻，是元件厂的；连木壳子，都是配套厂做的。那时候上海搞协作配套，一个产品出来，几十家厂跟着动。有一次开协作会，主持的人说，上海造一台收音机，等于半个上海的厂都沾了手。这话夸张，可也道出了上海工业的厉害——一条街走过去，什么零件都能配齐。”

“711的声音，是调出来的。有一阵子，厂里请来几位老工程师，专门调音色，一调就是几个月。低频要厚，中频要亮，人声要清楚，样板戏的板眼不能糊。调好了，拿给广播电台的老师傅听，人家点头，才算过关。后来收音机普及了，晚上七点半，新闻联播一响，全国几百万台红灯一起出声，那阵势，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壮观。一个国家的夜晚，是靠我们造的机器响起来的。”

“八十年代初，日本的三洋、索尼进了中国，收录机、收音机，样子漂亮，声音也好。有人担心，红灯要完了。可我们没怵：711皮实，坏了随便找个师傅就能修，配件满大街都有；日本机子娇贵，坏了得寄回厂。老百姓算过账，还是买红灯划算。那几年，我们的产量没掉，反而涨。为什么？因为咱懂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东西要好，还要修得起。”

“1978年以后，厂里的活更多了。农村实行承包，农民手里有了钱，收音机、电视机一下子成了抢手货。我们的订单排到一年以后，供销科的人天天在外头跑。有一回，一个山东来的采购员，在厂门口蹲了三天，就为等一台711的批条。车间主任心软，匀了一台给他。他抱着机器，千恩万谢，走出老远还回头鞠躬。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大着呢。”

有个细节我记一辈子：有年冬天，车间夜班，一个女工手指头冻裂了，血渗到焊点上，她抹了抹，接着焊。我说你歇会儿，她说，这活计赶趟，不能误了。那时候的人，不兴讲什么大道理，活儿就是命。711从1972年到1980年，一共生产了186万台，创了同一种型号收音机产量的全国纪录。后来厂里又出712、714，还是红。

顾永年说到这儿，把收音机翻过来，指着底部一个模糊的钢印：“你看，上无二厂，1974年。我徒弟焊的。他后来当了车间主任，前几年退休了。红灯牌收音机早就不生产了，可这台机器还能响。晚上我睡不着，就拧开听一会儿，那些年的声音，好像还在里头。”

临走时，顾永年把收音机又擦了擦，放回柜子上。“这机器跟我儿子一般大。我儿子在深圳，做手机，搞的是芯片。有一回他回来看我，说，爸，你们当年那叫电子管，我们现在叫半导体，一个意思。我说，不一样，你们那叫高科技，我们这叫手艺。他说，手艺也是科技，科技也是手艺。我们爷俩，一个造收音机，一个造手机，算是把上海这行的香火，接上了。”

▲红灯牌711型电子管收音机。1972年问世后八年里生产了186万台，创下同期同型号收音机产量纪录（资料图）

第二章 陈惠芳：飞跃的“姑娘们”

陈惠芳七十三岁，嗓门大，笑起来中气十足。1970年，她十九岁，顶母亲的班进了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在电视装配车间一干就是三十年。她说，自己这辈子，就学会了两件事：焊电路板，和看人脸色过日子。

“我顶我妈的班进厂。我妈在上无十八厂做了十几年，退休前是检验工，眼睛好，焊点粗细一搭眼就看得出来。我进厂头一天，车间主任领我拜师傅，师傅姓孙，四十多岁，话不多。他给了我一把新烙铁，说，从今天起，这把烙铁跟着你，别弄丢了。我那时候年轻，不懂这话的份量。后来干了三十年，烙铁换了好几把，才明白，师傅交给我的是吃饭的家伙，也是做人的规矩。”

“我刚进厂那两年，正赶上全国搞‘工业学大庆’。厂里比学赶帮超，我们这些小姑娘也较着劲儿，看谁焊得快、焊得好。车间门口有块黑板报，每月评一次‘质量标兵’，贴上大红纸，写上名字。我头一回上黑板，是进厂第二年，那次我焊的一批板子，一个月没出一次返修。车间主任在大会上点名夸我，我脸烧得通红，头都不敢抬。可心里那个美啊，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好好干，别骄傲。后来我当了师傅，也学会了这一套——先夸，再泼凉水，年轻人才能长。”

“1970年那会儿，厂还在浙江中路，后来搬到零陵路332号。我进厂先学插元件，一块电路板几十个元件，闭着眼都能摸到位置。再学焊，烙铁头要擦得亮，焊锡要拉得匀。一天下来，手指头全是烫的。装配线上一排十几个人，你插我焊，配合得像一个身子。那时候产量大，一年十几万台电视机，从我们手里过。”

“装配线上，每个人管几道工序。我管的是高频头，电视机选台就靠它。高频头里的线圈，绕起来要稳，松一圈紧一圈都不行。一天绕几百个，手指头磨出茧。有年夏天，车间没空调，电扇吹着，焊锡的烟往脸上扑，一天下来，嗓子眼都是咸的。可那时候没人叫苦。为什么？厂里效益好，奖金多，年底还能分房子。头一回分房，我分到一间十二平米的，虽然小，可那是自己的窝。搬进去那天，我在屋里转了三圈，心里美得不行。”

“飞跃的黑白电视，最有名的叫9D3，九英寸，晶体管。1979年，9D3和12D1、19D1在全国第二届黑白电视机质量评比里，全拿了一等奖。厂里放鞭炮，发奖金，大家高兴得在车间里跳。可最高兴的不是这个，是老百姓认。那时候电视金贵，谁家买一台飞跃，左邻右舍都来瞧。有一次，一位老师傅家的电视坏了，一个电话，我们维修组骑着自行车就去了，换上零件，一分钱不收。”

“后来厂里又出了19D1，十九英寸，大屏幕，黑白电视里的‘顶配’。那时候谁家有这么一台，弄堂里都传开了。晚上吃完饭，街坊邻居搬着小板凳，挤到那家看电视。屋里坐不下，就站在窗外看。电视里放《霍元甲》，一集放完，窗外的人还不肯走，讨论剧情讨论到半夜。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电视这个东西，神了——它把一屋子不认识的街坊，变成了一家人。”

“1984年，我们厂跟凯歌厂前后脚推出上门服务。那时候没有售后这个概念，电视坏了，得自己抱到维修部。我们厂先干起来：维修组上门，换零件不收费，只收个成本。有一次，一位老工人家的电视坏了，正赶上春节，维修师傅大年三十晚上骑着车去了，修好才回家吃年夜饭。老太太拉着师傅的手，非要留他吃饭。这事后来登了报，标题我忘了，可那句‘一切为用户着想’，我们是真真儿地干出来的。”

“1981年，厂里并进上海人民无线电厂，连星火牌电视机一起并过来。那阵子，上海成立广播电视工业公司，44家企事业单位，四万多人，电视机产量占全国35%。我们工人不懂什么百分比，就知道活儿忙，奖金多，过年厂里发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厚。”

“那时候厂里生活热闹。食堂大师傅烧的红烧肉，两块二一份，肥而不腻，配一碗白米饭，能香一天。澡堂子每天下午开放，下班泡一泡，一身焊烟味就没了。厂里有托儿所，孩子放在那儿，下班接。工会还组织文艺队，我们车间出过好几个节目，大合唱、三句半，逢年过节演一场，礼堂坐得满满当当。那些年，厂子就是家，家就是厂子，分不开的。”

陈惠芳给我看一张老照片，是1985年车间联欢会，一群穿工装的女工站在表演台前。“这叫‘飞跃姑娘’，厂里自编的节目，还上过区里的汇演。那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全国人民看的电视，一半有我们厂的心血。现在想想，那不是虚荣，那是实打实的骄傲。后来厂子不行了，这些姑娘散到各处，有人开出租，有人卖菜，还有人在超市当收银员。可不管在哪，她们说起飞跃，眼睛还是亮的。”

▲电视装配车间的女工正在调试电视机。飞跃的“姑娘们”，一双双巧手把零件装成电视（资料图）

▲老上海人家里的木壳黑白电视机。80年代，一台电视搬进家门，是全家的大事（资料图）

上篇结语：半壁江山，是几万双手撑起来的

上篇写到这儿，我想起顾永年那台红灯711，想起陈惠芳说的“飞跃姑娘”。还有一个数字，我一直记得：八十年代中前期，仪表局的产品占全国仪电工业的半壁江山，彩电、收录机、雷达、电话机、示波器、自动化仪表、分析仪器，质量销量都排在全国前列，其中十二个产品拿了国家质量金奖。半壁江山，四个字，落到车间里，就是一条条流水线、一个个不眠的夜、一双双磨出茧的手。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工业底气。

1960年建局时，局里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把上海建成全国的仪表电子工业基地。这个目标，后来是实现了的。可回头看，真正把目标变成现实的，不是文件，不是会议，是顾永年焊了一辈子的烙铁，是陈惠芳绕了一辈子线圈的手，是那些年在车间里流过的汗、熬过的夜。一座城市的工业传奇，说到底，是普通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我采访顾永年那天，他送我到门口，说了一句：小同志，你写我们这些老工人，别光写苦，也别光写辉煌，就写写我们跟机器的那点情分。我想了想，这话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眼。工人跟机器，处久了是有感情的：机器转，人心安；机器停，人心空。这情分，跟产值无关，跟牌子无关，是几万人用一辈子换来的。

那些厂址，今天大多变了模样：肇嘉浜路1001号的老厂房，零陵路的车间，田林的厂区，有的拆了，有的换了新主人。可上海的电子工业，就是从这些砖缝里长出来的。下篇，我们把时间拨到九十年代——市场放开，合资潮起，曾经的“老大”们一个个扛不住，下岗、改制、破产、重组，几万人的人生在这里转了弯。听周建国、吴雅琴、刘永康讲讲，那场大潮里的人心。

▲上海的老厂房。那些曾经日夜轰鸣的车间，如今大多安静下来，等待新的身份（资料图）

说明：本文为城市深度报道·口述实录，采访对象均为化名，人物故事综合多位从业者口述与公开报道整理；文中涉及的数据、案例均来自公开报道并注明背景。文中配图均为资料图片，图注所标内容以公开报道画面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