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快四十岁非要拼二胎，我劝她三思，她转头骂我眼红

产房门口那排蓝色塑料椅，凉得透心。

走廊顶上的白炽灯管有一根接触不良，隔几秒就闪一下，照得人脸上忽明忽暗。

我坐在最靠墙的位置，手里攥着一瓶没拧开的矿泉水，瓶身上全是手心渗出来的汗。

对面椅子上坐着闺蜜的婆婆，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驼色毛衣袖口磨出了毛球，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早就备好的小被子小褥子，说是纯棉的，花了三百多块钱从镇上弹棉花的老张那儿定做的。

闺蜜的老公老周蹲在墙角，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在那儿划来划去，其实啥也没看进去。

走廊尽头手术室的门紧闭着，上面“手术中”三个红字刺眼。

护士推门出来过一次，喊“李红梅家属”，老周蹭地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

护士说宫口开得慢，胎心有点不稳，让签字用催产素。

老周拿笔的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歪歪扭扭。

老太太凑上去问是男是女，护士说现在看不了，老太太嘴里嘟囔了一句“肯定是小子”，又坐回去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四点二十三分，李红梅进去已经六个小时。

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

那天李红梅来我家，提了一兜子丑橘，超市打折，十块钱三斤，她挑了半天，个个皮皱巴巴的。

她一屁股坐我家沙发上，拖鞋没换，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洞。

她说她要拼二胎。

我正给她倒水，水壶悬在半空，热水溅到手背上，烫得我一缩。

我说你今年三十九了，虚岁四十，你大闺女都上初二了，你拼什么二胎。

她把丑橘往茶几上一拍，说我就是眼红她，说我生了一个就再也怀不上，看她能怀心里不平衡。

这话像根针，扎得我半天没喘上气。

我跟李红梅认识二十年了。

当年在服装厂流水线上，她踩缝纫机我锁边，中午吃饭她总把自己饭盒里的红烧肉夹给我，说我太瘦。

后来她嫁了老周，老周跑货运，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带闺女，还要伺候公婆。

前年她婆婆摔了一跤，胯骨骨折，住院花了四万多，新农合报了一半，剩下两万是老周跟车队预支了半年工钱。

李红梅那段时间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回来给婆婆擦身子，两个月瘦了十五斤。

这些事她从来不跟外人说，就跟我念叨过一回，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说“谁家不是这么熬的”。

可这回不一样。

她拼二胎的理由，是婆婆在饭桌上说“老周家不能断了根”。

那天是中秋，老周难得在家，喝了半斤散装白酒，脸红脖子粗。

老太太把一盘炒鸡蛋推到李红梅面前，说“你大嫂生了俩闺女，你二嫂生了仨闺女，老周家到你们这辈，连个上坟烧纸的都没有”。

李红梅当时没吭声，低头扒饭，米粒噎在嗓子眼，咽不下去。

老周把酒杯一墩，说“那就再生一个”。

李红梅抬头看他，他躲开了。

我劝过她。

我说你血压高，上次体检医生就说了妊娠风险大。

我说你大闺女马上中考，补习班一学期六千八，你拿什么养第二个。

我说老周一个月跑车挣七千，房贷三千五，婆婆的药钱每月固定一千二，你超市工资两千八，账算不过来。

李红梅把丑橘皮剥了一桌子，指甲缝里全是黄汁，她说“你别说了，我心意已定”。

然后她站起来，把我给她倒的那杯水碰洒了，水顺着茶几流到地板上，她没擦，拎起包走了。

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说“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之后半年她再没主动联系我。

朋友圈倒是发得勤，全是孕检单、B超图、婴儿衣服。

有一回半夜两点她发了一条，说“腰疼得睡不着”，配图是天花板。

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打了三行字又删了，最后退出来，没点赞。

产房的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主治医生，口罩拉到下巴，额头上全是汗。

她扫了一圈走廊，问“李红梅家属在哪儿”。

老周跑过去，老太太抱着蛇皮袋也跟上去。

医生说产妇宫缩乏力，胎心掉到九十了，建议转剖腹产，但是——她顿了一下，说产妇本人不同意，说她要顺产，说顺产的孩子聪明。

医生看了一眼老周，说你们家属劝劝，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有危险。

老周愣住了。

老太太先开了口，说“那就剖呗，听医生的”。

老周回头看了他妈一眼，嘴张了张，没出声。

我站起来走过去，说我是她朋友，我能进去跟她说两句吗。

医生犹豫了一下，侧身让我进了产房走廊。

李红梅躺在产床上，头发全湿透了，贴在脸上，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她看见我，眼睛瞪了一下，然后别过头去。

我站在床边，没坐下。

监护仪滴滴滴响，屏幕上两条线上下起伏。

我说“你大闺女还在家等你回去给她做晚饭”。

她肩膀动了一下。

我说“你婆婆那两万块钱住院费到现在没还清，你再生一个，拿什么养”。

她手指攥紧了床单，指节发白。

我说“你骂我眼红你，行，我眼红你什么，眼红你四十岁拿命换一个不知道男女的孩子”。

她突然转过头，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她说“你走吧”。

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说“你剖不剖”。

她说“不剖”。

我说“好”。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帘子那儿停住了，没回头，说“李红梅，你闺女上次期中考试全班第三，家长会你没去，老师问我你妈呢，你闺女说你住院了”。

帘子后面没声音。

我掀开帘子出去，后背全是汗。

走廊里老太太在抹眼泪，蛇皮袋放在脚边，拉链没拉，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服，粉色蓝色都有。

老周蹲在地上，两只手抱住后脑勺，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跟医生说“剖吧，家属同意”。

医生让老周签字，老周签了。

签完他抬头看我，眼眶是红的，说“姐，我是不是特没用”。

我没接话，从兜里掏出手机，给李红梅大闺女打了个电话，说“你妈没事，一会儿就出来，你先把冰箱里那袋速冻饺子煮了吃”。

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推开，先出来的是护士，怀里抱着一个襁褓，小得像个热水瓶。

老太太蹭地站起来冲过去，问“男孩女孩”。

护士说“男孩，五斤二两，送新生儿科观察”。

老太太愣在那儿，脸上的表情说不清道不明。

老周没动，还蹲在地上，头都没抬。

我走过去看那个孩子，脸皱巴巴的，嘴唇发紫，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眼睛紧闭。

李红梅被推出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起皮。

她看见我，嘴角动了一下。

我凑过去，听见她说“是个男孩”。

声音轻得像喘气。

我说“嗯”。

她说“你帮我看看，他手指头全不全”。

我转头看了一眼护士怀里那个襁褓，说“全，十个”。

她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没流下来。

老周终于站起来，走到推床边，伸手握住李红梅的手。

李红梅没睁眼，手也没回握。

老太太凑过来看孙子，嘴里念叨着“像老周，鼻子像”。

护士推着孩子往新生儿科走，老太太跟在后面，脚步利索了不少。

走廊里就剩我跟老周还有李红梅。

老周说“姐，今天多亏你”。

我说“不用谢我”。

李红梅睁开眼，看着我，嘴唇翕动了两下。

我弯下腰，听见她说“你说的对”。

我说“你歇着吧”。

她抓住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说“那两万块钱，我婆婆住院的钱，其实是我找我妈借的，老周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她愣了一下，手松开了。

我说“你妈上个月来找过我，让我别告诉你，说怕你月子里着急”。

李红梅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顺着太阳穴淌到耳朵里。

我拿纸巾给她擦，纸巾刚碰到脸就湿透了。

老周在旁边站着，手还握着李红梅的手，眼睛看着地面，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说“你好好养着，我明天给你熬小米粥”。

李红梅点点头，眼泪流得更凶。

护士过来推她回病房，走到走廊拐角，她突然说“等等”。

护士停下来。

李红梅转过脸看我，说“你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早忘了”。

她说“你骗人”。

我说“那你还问”。

她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

推车拐进病房，门关上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白炽灯管还在闪，我把那瓶没拧开的矿泉水放在椅子上，水珠顺着瓶身往下淌，在蓝色塑料椅面上洇出一小片水渍。

隔壁产房传出婴儿的哭声，又尖又响。

我掏出手机，看到李红梅大闺女发来一条微信，说“姨，饺子煮好了，我给我妈留了一碗”。

我回了个“好”。

又打了一行字：“你妈明天回来，你把她拖鞋找出来。 ”发完我把手机揣兜里，往医院大门走。

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黄蒙蒙的。

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正要收摊，铁皮炉子上还剩两个小的，皮烤得焦黑。

我走过去，五块钱买了俩，揣在手里烫得慌。

剥开一个，咬了一口，甜得发苦。

老头说“最后俩了，算你四块”。

我把剩下的一块钱硬币塞回兜里，硬币上沾着红薯的糖汁，黏糊糊的。

手机震了一下，李红梅大闺女又发来一条，说“姨，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哭了”。

我没回，把手机锁屏。

红薯吃了一半，剩下的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铁皮桶上贴着“可回收”，里面全是烤红薯皮和竹签子。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子烧煤的烟味。

我裹紧了外套，往家走。

路过李红梅家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她家阳台晾着几件小衣服，粉的蓝的，在风里晃来晃去。

五楼的灯亮着，她婆婆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在厨房里忙活。

我站了一会儿，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

兜里手机又响了。

是我老公打来的，问我咋还不回家。

我说在路上。

他说饭凉了。

我说你们先吃。

挂了电话，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沾了糖汁的硬币，抠了半天没抠下来。

走到小区门口，保安老赵正在岗亭里听收音机，放的黄梅戏，咿咿呀呀的。

他看见我，探出头来，说“李红梅生了没”。

我说“生了，男孩”。

老赵啧了一声，说“这可不容易，四十了吧”。

我说“三十九”。

老赵摇摇头，缩回岗亭里，收音机音量调大了。

我上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掏钥匙开门，手还在抖。

门推开，客厅灯亮着，老公在沙发上看手机，抬头看我一眼，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问“生了？ ”我说“男孩”。

他哦了一声，继续看手机。

我换了鞋，去厨房把凉了的菜热上，锅铲碰到铁锅，叮当响。

窗外不知道谁家在放电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隐隐约约传过来。

我站在灶台前，盯着锅里冒的热气，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服装厂，李红梅第一次把红烧肉夹给我的那天。

那天她也笑了，眼睛弯弯的，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我把火关小，靠在灶台边，没哭。

就是鼻子酸，酸得厉害。

菜热好了，我端上桌，给自己盛了碗米饭。

老公夹了一筷子，说“咸了”。

我说“凑合吃”。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电视机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头条是某小区物业纠纷。

我一口一口扒饭，米粒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李红梅大闺女发来的第三条微信，就一句话：“姨，我妈说你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看到屏幕自动暗下去。

我拿筷子戳了戳碗里的米饭，把这句话读了三遍。

然后我锁屏，把手机翻扣在桌上，继续吃饭。

晚上十一点，我洗完碗，站在阳台上。

对面五楼那扇窗还亮着灯。

我看了很久，直到那盏灯灭了。

风从北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我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衣架碰着防盗网，叮叮响。

回屋的时候，老公已经睡了，呼噜打得响。

我轻手轻脚躺下，关了床头灯。

黑暗里，我睁着眼。

脑子里全是李红梅躺产床上那张灰白的脸，还有她抓着我说“你说的对”时候的眼神。

我翻了个身，枕头底下压着那个沾糖汁的硬币，硌得慌。

我把它摸出来，攥在手心里。

硬币已经干了，硬邦邦的，边缘有一圈齿。

有些路是自己选的，跪着走完不算本事，走完之后还能抬头看路，才算。

把硬币扔进床头柜抽屉里，啪嗒一声。

我闭上眼睛，外面不知道谁家的狗在叫，一声接一声，叫累了就不叫了。